62 为了打发时间（第2/4页）

但是，在这里仅用“幸福”这个词是不够的。我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我在那间后屋体会到的诗意，那三五分钟给予我的深切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如果用更夸张的辞藻来说，那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安宁的感觉，当然来自于芙颂优雅的美丽和我对她的爱情。在后屋能够和她交谈三五分钟，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也来自于我们身处的场所，那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饭，我也会很幸福，但那会是另外一种幸福。）和地点、场所、精神状态有关的这种深切安宁，会和我在周围看见的那些东西，芙颂慢慢画着的画、地上的乌沙克35地毯的砖红色、布块、钮扣、旧报纸、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镜、烟灰缸和内希贝姑妈织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出去前拿起一个小物件扔进口袋里，随后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那个顶针、扣子或是线团会让我想起所有这一切，会延长我的幸福。

内希贝姑妈，每次吃完晚饭，把锅子、盘子收拾进厨房，把剩菜放进冰箱后（博物馆参观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凯斯金家的那个冰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冰箱很神奇），会去后屋拿她那个织毛衣用的又大又旧的塑料袋，或者会让芙颂去拿。因为这同时是我们去后屋的时间，所以她会对芙颂说：“女儿，出来时带上我的毛钱袋！”因为她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线、聊天。尽管内希贝姑妈不反对我们单独待在后屋，但我认为因为她惧怕塔勒克先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待得太久她会进来说：“我来拿毛线袋，《秋风》就要开始了，你们不来看吗？”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间，一个依偎在父亲怀里的小女孩（大概是家里没有别人）；坎迪尔之夜36，跪拜在清真寺里的人群中一只穿着袜子的脚；土耳其电影里背景上的一艘通过海峡的轮船；坏人吃的辣椒塞肉的罐头盒子。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会和我斜眼看见的，当时正在看着那个画面的芙颂脸上的一个细节、她的一个动作连在一起，比如她的嘴角、挑起的眉毛、她握着手的样子、她不经意地将手上的叉子放到盘子边上的样子、她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掐灭香烟的样子。有时这些画面就像我们后来想起的梦境那样，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能在纯真博物馆里展出这些由疑问和图画构成的幻想，我跟画家们说了很多次，但我始终没能为自己的那些疑问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芙颂看到那一幕为什么会那么激动？是什么让她那么投入地进入了剧情？我很想去问她这些问题，但凯斯金家人看完电影后的交谈，更多是和电影的道德结论有关的，而不是电影对他们的影响。

比如，内希贝姑妈会说：“可耻的家伙终于得到了惩罚，但我还是可怜那个孩子。”

塔勒克先生会说：“行了，他们压根就把孩子给忘了。这些家伙一心只想着钱。芙颂去把电视关掉。”

这些家伙——电影里的奇怪欧洲男人，持枪美国歹徒，那个怪异和可耻的家庭，甚至是拍出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随着芙颂按下按钮，会瞬间进入一个永久的黑洞——就像从浴缸的下水口流出的脏水那样——消失在屏幕里。

电视一关掉，塔勒克先生马上会说：“啊！这下可好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