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为了打发时间

有规律地见芙颂，让我的工作也走上了正轨。因为晚上睡得好，每天上午我很早就去办公室。（哈尔比耶那栋公寓楼的侧墙上英格还在笑吟吟地喝着梅尔泰姆汽水，但据扎伊姆说，广告对汽水的销售已没太多帮助了。）因为脑子不再过多地想着芙颂，因此我不但能够很好地工作，还可以发现别人设下的圈套，作出应对的决定。

奥斯曼委托凯南管理的泰克亚伊，就像预料的那样，在短时间里成了萨特沙特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由于凯南和哥哥的成功管理，而是因为每次想到他的野马轿车、工厂和他对芙颂的爱情，都会让我忧伤的纺织品商人吐尔嘎伊先生，——不知为什么我已经一点也不嫉妒他了——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的销售留给了泰克亚伊。吐尔嘎伊先生用他一贯的优雅似乎已经忘记了没被邀请去订婚仪式的事情，现在和奥斯曼还开始了家庭间的交往。冬天他们一起去乌鲁达山滑雪，一起去巴黎、伦敦购物，还订阅了相同的旅游杂志。

我对日益壮大的泰克亚伊的侵略性感到惊讶，但也无计可施。凯南毫无顾忌地用高薪把几个新近被我招进公司的年轻、雄心勃勃的管理者（两个因为他们的勤奋和诚实多年来一直是萨特沙特顶梁柱的中年管理者）挖去了他的公司。

有几次吃晚饭时，我对母亲抱怨了哥哥对我的欺诈和他为了赚钱针对父亲创建的萨特沙特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母亲以“别让我介入你们的事情”为由，没有帮我。我认为因为奥斯曼的灌输，母亲从我离开茜贝尔的事情上，私生活中那些神秘的怪异上，以及我以为她对我去凯斯金家的事情略有所闻上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无法好好地管理父亲留下的公司。

在这两年半时间里，我对凯斯金家的造访、我和芙颂的对视、我们的晚饭和交谈、冬夜也会开车去的海峡游玩，所有这一切仿佛都达到了一种时间以外的平凡（和美丽），一种总是在重复彼此的连贯。我们始终无法开始费利敦的艺术电影，但我们一直在作准备，就像过几个月就可以开始那样。

芙颂要么是已经明白，艺术电影还需时日，商业片则会把她一人独自留在危险的街道上，要么是做出一副明白的样子。因为她用眼神向外宣泄的愤怒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些晚上，当我们的目光在家里的餐桌上交汇时，她不再像一个羞涩的女孩那样逃避我的目光，而会用一种让我想起自己所有缺点的愤怒直视我的双眼。那时，我会因为她释放了内心的愤怒而忧伤，但同时我也会感到幸福，因为我明白她感到跟我更亲近了。

晚饭结束前，我又开始问她：“芙颂，画儿画得怎么样了？”，费利敦在家时我也这么问。（自从安宁饭店那夜后，费利敦晚上也更少出去了，他在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本来电影业也不景气。）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仨起身离开餐桌，去后屋看了很长时间芙颂那阵子正在画的鸽子。

我耳语般地说：“芙颂，我很喜欢你这么慢慢地耐心画画。”

费利敦用同样耳语的声音说：“我也是这么说的。让她开个画展！但她不好意思……”

芙颂说：“我画画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最难画的是鸽子头上那些羽毛的光泽。你们看见了吗？”

我说：“是的，我们看见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我认为费利敦那天晚上是因为要看《体育时间》才留在家里的，因为一听到电视里传来的进球声，他就跑出去了。我和芙颂什么话也没说。我的真主，和她一起静静地看她画的画，给了我莫大的幸福。

“芙颂，我很想有一天我们一起去巴黎，去看那里的画，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

这句大胆的话，是一种可以导致板脸、皱眉，甚至是不说话和生气惩罚的罪过，但芙颂很自然地对待了它。

“我也想去，凯末尔。”

像很多孩子那样，我也在上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时，有段时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套房里“自学”画画，梦想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那时，我怀揣类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绘画的童真梦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没有一个可以欣赏绘画的博物馆，也没有那些可以带着天真的乐趣翻看的图画和复制品书籍。但我和芙颂对绘画艺术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让我们开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鸟放大着色的乐趣。

我在凯斯金家越来越多地尝到了这种天真幸福的奇怪乐趣，随着这种乐趣的日益增加，他们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无聊了。和芙颂一起去看她画的画，跟踪画上的细微进展，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次在后屋轻声谈论接下来她要画哪只鸟，是斑鸠、老鹰，还是海鸥，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