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柠檬电影公司

三年前，当塔勒克先生得知女儿在她母亲的支持和同意下参加了选美比赛后曾大发雷霆，但因为爱芙颂，没能经得住她的哭闹和哀求，听到事后的那些反应时，又因为自己宽容了这件丑事而后悔不已。在他看来，在阿塔图尔克时期，也就是共和国成立之初那些年举办的选美比赛是件好事，因为穿着黑色泳衣的女孩们走上T台，既证明了她们对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的关注，也向全世界证明了她们有多现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低俗的、没有一点文化和修养的歌手和准模特女孩参加的比赛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以前的那些比赛上，当主持人用一种绅士风度询问参赛姑娘今后梦想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会斯文地表示姑娘还是处女的。而现在，当他们询问“她们在男人那里寻找什么”时，（正确答案是：性格）会像哈康·塞林康那样油腔滑调地傻笑。塔勒克先生对住在家里的电影人女婿也多次明确说过，绝不希望女儿再次进入这样的冒险。

芙颂，因为害怕父亲也反对她成为电影明星，害怕他为此设置各种秘密和公开的障碍，因此总是用一种塔勒克先生听不到的方式谈论丈夫即将拍摄的“艺术电影”话题，至少我们在像这样地耳语。在我看来，塔勒克先生因为喜欢我对他的家人表现出来的关心，喜欢和我一起喝酒、聊天，因此他对这个话题充耳不闻。因为“艺术电影”这个话题，在头几年对于遮掩我每星期四个晚上为什么去他们家，内希贝姑妈也十分清楚的真正原因是一个可信的借口。在头几个月里，每当我看到女婿费利敦那张善意、可爱的脸时，我会以为他对一切一无所知，但后来我开始想到，他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信任自己的妻子，甚至不把我当回事地在背后嘲笑我，当然为了拍电影他十分需要我的资助。

快到11月底时，在芙颂的引导下，费利敦写完了他的剧本。一天晚饭后，费利敦为了让我告诉他们最后的决定，在楼梯口，在芙颂皱着眉头的目光注视下，很正式地将他的剧本交给了我这个准制片人。

芙颂说：“凯末尔，我希望你认真看一看。我相信这个剧本，也信任你。别让我失望。”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亲爱的。这（我指着手上的稿纸）是因为你将成为演员，还是因为它将是一部‘艺术电影’（20世纪7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的一个特殊概念）才这么重要？”

“两者都是。”

“那样的话你就当电影已经拍好了。”

在名为《蓝色的雨》的剧本里，没有会给芙颂、我，或是我们的爱情和故事带来一个新亮点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不知道，我欣赏他的睿智和聪明分析的费利敦，今年夏天向我一一历数的那些达到一定文化和教育水平、十分希望向西方人那样拍摄“艺术电影”，却始终未能如愿的土耳其电影人所犯的错误（模仿、造作、道德说教、粗制滥造、情节剧、商业民粹主义，等等），为什么现在他也犯了？读着乏味的剧本时，我想到他的艺术热情，就像爱情一样，是一种让我们的脑子迟钝、让我们忘记原本知道的东西，向我们隐藏真相的疾病。费利敦因为商业担忧，在剧本里为芙颂设计的三场脱戏（一次在做爱时，一次在法国“新波浪”式泡沫浴缸里若有所思地抽烟时，还有一次在她梦里的一个天堂花园里游荡时）也是毫无品位和完全不必要的！

原本我就压根不信任这个电影剧本，现在由于这三场脱戏我就更加反对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塔勒克先生可能有的还要强硬。当我坚决地作出必须为难这件事一阵的决定后，我立刻告诉芙颂和她的丈夫，剧本写得很好，我决定开始行动，为此“作为一个制片人”（我在这里摆出了一副不拿自己当回事的制片人的样子）——就像费利敦建议的那样——我准备和技术人员以及演员候选人见面。

于是入冬时，我们三人开始去贝伊奥鲁后街上的那些“俱乐部”，制片人办公室，二等演员、准明星、跑龙套的演员、影视城工人们去的茶馆，我们去的最多的则是制片人、导演、有点名气的演员从傍晚到深夜待在那里喝酒、吃饭的酒吧。我们不时去的所有这些地方，离凯斯金他们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有时这条路会让我想起，内希贝姑妈说的费利敦是为了靠近这些地方才和芙颂结婚的话。有些晚上我会在门口接他们，有些晚上和她的父母吃完饭后，我们三人，我、费利敦和挽着他胳膊的芙颂，会一起走去贝伊奥鲁。

佩鲁尔酒吧是一个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希望在那里遇见电影明星和想成为电影明星的女孩的新贵，是在伊斯坦布尔立业、喜欢寻欢作乐的农村地主的子弟，小有名气的记者，电影评论家和娱乐作家经常出入的地方。整个冬天，我们结识了许多在夏天看的那些电影里扮演配角的人（其中包括费利敦那个在电影里扮演背信弃义会计的留着细长小胡子的朋友），我们也成为了由这些可爱、愤怒、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组成的社团的一部分，这些人会无情地说彼此的坏话，喜欢对所有人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电影剧本，每天还都必须见上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