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无法起身告辞

我日益相信根本不用着急拍电影，但是在开机拍摄前，就通过柠檬电影公司给费利敦钱，我的内心舒坦了很多。去芙颂家时我也更少感到羞惭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些晚上，当我感到想见芙颂的那种无法抵抗的强烈欲望时，同时一种同样强烈的羞惭在我灵魂深处被唤醒时，我会对自己说，我已经给他们钱了，因此我不必再感到羞惭了。想见芙颂的欲望让我的脑子变得如此愚钝，以至于我甚至不去问自己，我给的钱是用哪种逻辑来减轻我的羞惭的。我记得1977年春天里的一天，快到吃晚饭的钟点，我和母亲在尼相塔什的家里一起看电视，我的内心被同样的欲望和同样的羞惭撕裂，我在沙发上（父亲坐的地方）像块石头那样，纹丝不动地坐了半个小时。

母亲说了晚上看见我在家时总要说的那句话：

“你在家待一个晚上，让我们好好吃一顿饭。”

“不行，亲爱的妈妈，我要出去……”

“这个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娱乐，每天晚上你都要去赶场？”

“朋友们非要我去，亲爱的妈妈。”

“我不该是你的妈妈，而该是你的朋友。就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你看我要说什么来着……马上让贝科里去楼下的卡泽姆那里买点羊排，让他给你做煎羊排。你和我一起吃饭。吃了羊排，你再去见你的那些朋友……”

在厨房里听到母亲说话的贝科里说：“我现在就去肉铺。”

我编造道：“不，妈妈，这是卡拉罕他们家儿子的一个重要宴请。”

母亲带着一种合乎情理的狐疑说：“我怎么一点也没听说？”我经常去芙颂家的事情不知道母亲和奥斯曼了解多少？我压根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去芙颂家的一些晚上，完全因为不想让母亲产生怀疑，我会先在家里和母亲吃一顿晚饭，然后去芙颂家再吃一次。这样的晚上，内希贝姑妈会立刻明白我的肚子是饱的，她会说“凯末尔，今晚你一点没胃口，你不喜欢什锦菜吗？”

有时我也会在家里和母亲一起吃晚饭，如果我能熬过最想芙颂的那几个小时，我会以为那晚我可以克制自己留在家里，但晚饭后一小时，喝下两杯拉克酒后，我的思念会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母亲也会觉察到。

“你又开始抖腿了，要不就出去走走吧。但别走得太远，现在街上也变得危险了。”

作为“冷战”的一个延续，虔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虔诚的左派分子之间不断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发生冲突。那些年里，街上不断有人被杀害，半夜里茶馆会遭扫射，大学里每隔一天会发生一次类似占领——抵制的事件，炸弹爆炸，银行被武装分子抢劫。城里的所有墙壁因为被刷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口号而变得五颜六色。就像绝大多数的伊斯坦布尔人那样，我对政治也一点不感兴趣，我会认为街上彼此杀戮的战事对谁也没好处，我会觉得政治是一些拉帮结派，和我们完全不同、无情、特殊的人们的消遣。当我让等候在外面的切廷小心开车时，我会谈起政治，仿佛谈论像地震或是水灾那样的一次自然灾害，仿佛我们这些普通的公民除了让自己远离它别无选择。

无法待在家里的每个晚上——多数晚上都是这样的——我不是非去凯斯金家不可的。有时我会真的去参加宴请，有时我会希望结识一个可以让我忘记芙颂的可爱女孩，有时我也会开心地和朋友们喝酒、聊天。在扎伊姆带我去的一个聚会上，或是在新近踏入上流社会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里遇到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时，或是在塔伊丰拽我去的一个夜总会里半夜遇到老朋友，一边听着多数从意大利和法国歌曲翻唱来的土耳其流行歌曲，一边又打开一瓶威士忌时，我会错误地以为，自己正在慢慢地回到以前那种正常的生活里去。

我最容易从夜晚和他们一起吃完饭，看完电视，回家的钟点到来时陷入的呆钝和犹豫里明白自己的烦恼有多深，多严重，而不是从去他们家之前感到的犹豫和羞惭里。在这八年时间里，除了因为对自己的境遇应该感到并充分感到的羞惭之外，我还和另外一种特殊的羞惭较上了劲，这就是有些晚上我无论如何就是无法起身离开她家的羞惭。

电视节目，每晚会在11点半到12点左右，伴随着国旗、阿塔图尔克陵墓和土耳其士兵们的图像结束，随后再盯着屏幕上出现的模糊图像——就像一个新节目可能会因错出现一样——再看上一阵后，塔勒克先生会说“芙颂，我的女儿，可以去把它关掉了”，或者芙颂会主动去关掉电视。现在我要解析的特殊痛苦就会在那一刻开始，这是一种如果不立刻起身离开我将会过多打扰他们的感觉。我无法去思考这是一种多么合理或是不合理的感觉，我会立刻对自己说：“再过一会儿我就走”，因为我经常听见他们用带刺的语言在背后说那些电视节目一结束，连“晚安”也不说就走掉的客人，和因为家里没电视、跑来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立刻离开的邻居。我不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