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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这八年里我慢慢明白的那样，每天晚上我去凯斯金他们家，不仅是为了看见芙颂，还为了在她生活、呼吸的那个世界里待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时间之外”的世界。当塔勒克先生对妻子说“你把时间忘了吧”，指的就是这个。我希望好奇的博物馆参观者，看着凯斯金他们家里的所有旧家具，坏掉了、生锈的、多少年来一直停在那里的闹钟，还有手表时，能够发现这“时间之外”的怪异，或者这些东西在它们之间组成的特殊时间。这特殊的时间，就是那么多年我在芙颂他们家呼吸到的灵魂。

在这特殊灵魂的外面，有一个我们从广播、电视、祈祷的召唤里知道的外面的“时间”。我会觉得，打听时间，就意味着安排我们和外面那个世界的关系。

在我看来，芙颂之所以要去对表，不是因为她在过一种需要分秒不差的生活，也不是因为她必须赶着去上班或是赴约，就像她退休的父亲那样，只是仿佛出于她对从安卡拉，国家专门为她传来的一种信号表示的尊重。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钟表的眼神，和我们在电视节目结束时看着屏幕上伴随着《独立进行曲》28出现的国旗的眼神是相似的，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角落，在开始吃晚饭时，或在关掉电视、结束一天的生活时，感到正在和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上百万个家庭的存在，感到称之为大众的人们，称之为国家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渺小。当看到这些国家的时钟（广播里不时会报时）、国旗以及和阿塔图尔克有关的节目时，我们也会感到，家里那杂乱无章的生活是在国家官方形式之外的。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上对那些被他叫做“现在”的一个个的时刻和时间作了区分。一个接一个的时刻，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原子一样是一些不可分割的东西。而时间，则是将这些不可分割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直线。即便有塔勒克先生“忘了吧”的忠告，也不管我们有多努力，除了那些傻瓜和失意的人，谁都不能完全忘记时间，那将许许多多的现在连在一起的直线。就像我们所有人做的那样，人们只能努力去争取幸福，努力去忘记时间。我对芙颂的爱情，我在他们家度过的八年时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看到了这些。对我的这些观察报以冷笑的读者，请你们不要把忘记时间和忘记钟点、日期混为一谈。钟点和日期，不是为了让我们想起被遗忘的时间，而是为了安排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事实上也就是为了安排整个社会而被设立的，也是这么被使用的。每天晚上，新闻前，当我们看着屏幕上出现的那个黑白色钟表时，我们想起的不是时间，而是其他的家庭、其他的人、我们和他们的约会以及安排这件事情的钟点。看着电视上的钟表，芙颂的脸上会露出幸福的微笑，这微笑不是因为她想起了时间，而是因为她的手表分秒不差，或是因为她“准确”地调好了时间，也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我在痴情地看着她。

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个的时刻连在一起的直线，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想像那条把时刻，或是像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那样，把那些携带着时刻的物件连在一起的直线，会让我们伤心，因为我们会想起直线那不可逃避的结局——死亡，还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痛苦地认识到那条直线的本身——很多时候就像我们感觉到的那样——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然而被我们称之为“现在”的那些时刻，就像在我开始去楚库尔主麻吃晚饭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因为芙颂的一个微笑，有时能够给予足够我们享用一个世纪的幸福。还在一开始，我就明白，自己是为了得到足够我享用余生的幸福才去凯斯金他们家的，为了珍藏这些幸福的时刻，我从他们家拿走了芙颂触摸过的大大小小的物件。

在我去他们家的第二年里，有天晚上我们坐到了很晚，电视节目结束后，我听塔勒克先生讲了他在卡尔斯高中任教时的回忆。有限的工资、孤独的生活、和许多恶势力打斗的不愉快的经历，在塔勒克先生的眼里却变成了甜蜜的回忆，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便是不愉快的回忆也会变得美好，而是他只喜欢去记住并讲述那些美好的时刻。注意到这个双重性后，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并给我看了一块从卡尔斯买来的双面怀表，那块一面写着阿拉伯字母，另一面写着拉丁字母的东——西怀表。

我也用自己来举一个例子：一看见这块芙颂从1982年4月开始戴的布伦牌手表，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她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把表送给她时的情景。从盒子里拿出手表后，芙颂在她父母看不到的一个间隙（她的丈夫费利敦不在家），在敞开的厨房门后亲吻了我的脸颊，在餐桌上，她满心欢喜地向父母展示了她的手表，她那早就把我当成家庭奇怪一分子的父母则向我表示了感谢。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能够重温像这样的一个难忘时刻。如果我们学会把我们的人生看成这样的一个个时刻，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的时间那样的一条直线，那么在我们情人的餐桌上等待八年，在我们看来，就不会像是可能被嘲笑的一种怪异、一种痴迷，而会像是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度过的1593个幸福的夜晚，就像现在，多年后我想到的这样。今天我把在楚库尔主麻度过的每一个夜晚——即便是最艰难、最绝望、最难堪的——都当做一种莫大的幸福来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