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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钟有时会被上发条，有时则会被遗忘。即便在上了发条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有时钟声也会沉寂几个月，有时只在半点敲一下，有时则会跟着屋里的沉默连着几个星期不出声。那时，我会感到家里没人时一切竟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会因此不寒而栗。不管是只发出嘀嗒声，还是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反正谁也不会为了知道几点钟去看它一眼，然而它是否被上了发条，是否被碰过钟摆，常常会成为争论的话题。有时塔勒克先生会对妻子说“就让它嘀嗒走着吧，又不妨碍任何人，它提醒我们这里是一个家。”我以为，自己、芙颂、费利敦，甚至是偶尔来的客人们都会同意这个观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面挂钟，不是为了用来记住时间，也就是不时思考一下事物都在改变的，恰恰相反，是为了用来感觉并相信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

在头几个月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切都没改变，不将改变，我会坐在芙颂他们家的餐桌上看电视，聊天度过八个年头。在头几次的造访里，芙颂的每句话，她脸上出现的每个表情，她在家里的走动，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和不同的，无论挂钟走还是不走，我都不会去在意的。重要的是，和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看见她，当我的幽灵亲吻她时，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感受幸福。

总是发出同样嘀嗒声的挂钟，即使我们没有每时每刻发现它的声响，依然会让我们感到家、家具、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我们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一成不变的，它会给予我们安宁。挂钟这个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功能，以及提醒当下和我们与别人之间关系的另外一个功能，八年里，也成为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之间时常爆发的一场冷战的话题。内希贝姑妈在一片寂静中突然发现挂钟重新工作时会说：“又是谁为了半夜不让我们睡觉给它上了发条！”塔勒克先生在1979年12月，一个刮风的夜晚说：“如果它不走，会觉得家里缺了点什么……”他补充道：“它在以前那个家里也一直敲的。”内希贝姑妈说：“塔勒克先生，你还没习惯楚库尔主麻的这个家吗？”她说这话时，会带着一种更加慈祥的微笑。（有时她会叫丈夫“塔勒克先生”。）

夫妻之间持续多年的这种温和的讽刺、拌嘴、见机反驳，会因为我们在出乎意料的一个时刻发现挂钟的嘀嗒声，或是听到重新敲响的钟声而变得激烈起来。内希贝姑妈会说：“塔勒克先生，你成心想让我也失眠才又给它上了发条吧。芙颂，亲爱的，去让它停下来。”不管上了多少发条，只要用手挡一下钟摆，挂钟就会停下来，但芙颂会先笑着看看父亲，塔勒克先生有时会使出一个“好吧，你去让它停下来！”的眼神，有时则会固执地说：“我没碰过它。是它自己走起来的，别管它，让它自己停下来。”当看见有些邻居或是不常来的孩子们对这些神秘的对话感到诧异时，塔勒克先生和内希贝姑妈就会用双关语开始争论。内希贝姑妈说：“魔鬼们又让我们的钟走起来了。”塔勒克先生会皱起眉头，带着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千万别去碰它，会撞到鬼的。里面有魔鬼。”“我们对魔鬼的嘀嗒声无所谓，只希望它别像喝醉了的敲钟人敲出的钟声那样让人头痛。”塔勒克先生会说：“不会的，不会的，反正你忘了时间倒可以更安逸。”在这里，“时间”指的是“现代世界”，“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个“时间”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东西，而我们听着挂钟不断发出的嘀嗒声，却在试图远离这个变化。

凯斯金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知道时间求助的基本工具，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里的收音机那样，是那台一直开着的电视机。那些年在广播节目的中间，音乐、辩论、数学课，不管是什么节目，想知道时间的人们，都会在整点和半点听到轻轻的一声“噔”。而这样的一个标记在我们晚上看的电视上就没必要了，因为多数时候，人们为了知道电视上在放什么节目才会去好奇是几点钟。

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的一块手表。在八年时间里，我看见塔勒克先生用过很多块怀表。芙颂和塔勒克先生为了调整时间，或是再一次确认表是否准时，每天都会看一次他们的表。每晚七点，惟一的电视频道TRT播放新闻的前一分钟，屏幕上都会出现大大的一个钟表，他们就是看着这个钟表来对时间的。芙颂总是坐在餐桌上，看着屏幕上的大钟，皱起眉头，用舌头舔着嘴角，孩子般认真地模仿着她父亲对表。而我总是饶有兴致地看着她。芙颂在我头几次的造访里就发现了我的这个兴致。她知道自己对表时，我会用痴情的目光看着她，所以对好表她就会冲我笑一笑。那时我就会问她：“你调准了吗？”她则会带着更甜美的微笑对我说：“是的，调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