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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第一次是在内希贝姑妈说“我们晚上等你来！”后第十一天，也就是1976年10月23日，星期六。我和芙颂，还有内希贝姑妈最后一次在楚库尔主麻吃晚饭是在1984年8月26日，星期天。这样算来其间一共是2864天。我将向大家讲述在这409个星期里发生的故事，根据我的笔记来看，我一共去了他们家1593次。这意味着我一星期平均去他们家四次，但也别认为我每星期都一定会去四次。

有些时候，我会每天见到他们，有些时候我会因为生气或者以为能够忘记芙颂而去得很少。然而没有芙颂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没有见到芙颂）从来没超过十天，因为十天后，我的痛苦就会达到1975年秋天时那种无法忍受的程度，因此可以说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我是有规律地去芙颂他们家的（我想用他们的姓凯斯金来称呼他们）。他们也会有规律地等我去吃晚饭，我要去的那些晚上他们也都会准确地估计到。短时间里，他们对我在晚饭时间的拜访，我也对他们对我的等待好歹习惯了。

凯斯金他们不会喊我去吃晚饭，因为餐桌上总留着我的位子。而这总会让我每天晚上在去不去见他们的问题上苦思冥想一番。有时我会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会过多地打扰他们，但如果不去，除了那天晚上要忍受见不到芙颂的痛苦，我还会因为自己的“失礼”，或是他们错误地理解我的缺席而烦恼。

我对他们家的头几次造访，就是带着这些烦恼，在熟悉他们家，和芙颂的对视，适应他们家的氛围中度过的。我想用眼神告诉芙颂，“你看，我来了，我在这里”。这就是我第一次造访时的主要情感。头几分钟里，我会为自己最终战胜了脑子里的不安和害羞而祝贺了自己。如果在芙颂身边可以让我如此幸福，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烦恼呢？你看，芙颂不也像一切正常，对我的造访很满意那样在甜甜地笑吗？

很可惜，在头几次的造访里，我们很少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但我依然每次都能找到一个机会对她轻声说“我太想你了！”一类的话，芙颂则会用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很喜欢我说的这些话。环境不允许我们有更进一步的亲密。

读者一定对我在八年时间里对芙颂他们的（我就是不习惯说凯斯金他们）造访感到惊奇，对我能够轻松地谈论这么一大段时间、近三千个日子感到惊讶。对于这样的读者，我很想能够稍微说一下时间是多么具有欺骗性的一样东西，很想能够展示一下时间的双重性，那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另一个是我们和所有人分享的“官方”时间。这不仅对于我赢得那些读者的尊重，他们可能会因为我连续八年走进芙颂他们家而把我看做是一个怪异、痴迷、令人恐惧的人，对于了解芙颂他们家的生活也是重要的。

让我从他们家里那面德国制造，装在一个优雅木盒子里，带钟摆，有玻璃镜面，会发出当当声响的挂钟说起。挂在芙颂他们家大门边上的这面挂钟不是用来衡量时间的，而是用来让家里所有人感觉家和人生的延续性，提醒大家外面的那个“官方”世界的。最近几年里，因为电视和广播能够以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完成显示时间的任务，因此这面挂钟，就像城里其他十几万的挂钟那样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比这更华丽、更笨重的挂钟，在19世纪末，首先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西化的帕夏和有钱的非穆斯林宅邸里风靡一时，到了20世纪初，共和国建立之初，这种时尚很快在那些效仿西化的中层家庭里流行起来。儿时，在我们家和其他我去过的很多人家里，类似或者更加笨重，带木雕的一个挂钟，会被挂在大门面对的门厅或是走廊的墙壁上，但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人会去看它们了，它们正在被遗忘。因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人”，即便是孩子都会有一块手表，而所有家里都会有一个从早到晚开着的收音机。直到电视屏幕改变了家里的声音和人们的作息习惯，也就是到了故事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没什么人再会去看它们，但这些挂钟因为习惯仍然在继续嘀嗒地走着。在我们家里，因为在卧室和客厅听不到挂钟的嘀嗒声以及每隔半小时、一小时的当当声，所以它从未打扰过任何人。因此这么多年谁也没想到要让它停下来，总会有人站上椅子给它上发条！因为思念芙颂，喝了很多酒的一些夜晚，当我半夜醒来为了抽烟去客厅经过走廊时，我会因为听到挂钟发出的整点钟声而感到幸福。

还在第一个月里，我就发现芙颂他们家的那面挂钟是时走时停的，我立刻习惯了这种情况。夜晚，当我们在看电视里播放的一部土耳其电影，或是一个咿呀唱着老歌的娇媚女歌手时，抑或是因为糟糕的翻译和配音，也因为我们说笑着从中间开始看，因此不太明白的一部带角斗士和狮子的罗马历史电影时，一时间屏幕上也会出现一阵神奇的静默，而就在此时，挂在大门边上的钟会开始出人意外地敲起来。我们中的一个，多数时候是内希贝姑妈，有时是芙颂，会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扭头看一眼挂钟，而塔勒克先生则会说“又是谁上的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