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五章（第4/8页）

他的讲话长达两小时。

“他的胸膛和肺部怎么受得了？……”我对一个警察说。

警察露出自豪的神色，把鼻烟匣送到我面前，答道：

“这对他算得了什么！在审问帕尔默27时，他讲了六个半小时也毫不在乎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国人的身体素质是惊人的。他们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充沛的精力，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实在是个谜。我们俄国人简直不能想象这种活动能力和工作精神，尤其是在三个上层阶级中。例如，坎贝尔是在上午十时整到达老贝利的，然后不间断地主持审问，直到两点。在两点钟，法官们退庭休息一刻钟或二十分钟，然后重新开始审问，直到五点或五点半。坎贝尔还亲手笔录全部证词。当天晚上他又得出席上议院的会议，照例得发表冗长的演说，演说中照例会引用一些毫无必要的拉丁文词句，尽管他的发音连贺拉斯本人听了也不会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诗句。

格莱斯顿28在两次主持财政部工作的间隙时期，大约一年半，写出了对荷马作品的注解。

永远年轻的帕默斯顿时常骑了马来来往往，出席晚会和宴会，到处殷勤有礼，到处高谈阔论，不知疲倦，在考试和发奖的大会上，他使人觉得他学识渊博，在宴会的演说中，他又使人觉得他思想开明，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同情心。帕默斯顿主持内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各种机构，包括议会在内！

这种旺盛的精力和热烈的工作习惯，是英国体质、教养和气候的一大秘密。英国人读书很慢，很少，很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喝葡萄酒和雪利酒，食量大，因此身体强大结实。他们不做学校的体操，那种德国式体育锻炼，但他们骑了马跳越障碍和篱垣，驾驭各种马匹，划各种船只，在拳击中打得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同时，他们的生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从出生的某一天起，便沿着某一条轨道，走向某一个终点，很少出现感情的波澜。英国人失去自己的财产比法国人得到自己的财产更平静，从不大叫大喊；他开枪自杀像法国人前往日内瓦或布鲁塞尔旅行一样简单。

一个老英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说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不同，这么说道：“您瞧，你们是热烈地吃你们的冷牛肉，我们却是冷静地吃我们的热牛排。”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十高龄的缘故……

……在我继续谈这件案子以前，我还得说明一下，那位警察为什么请我吸鼻烟。审问的第一天，我坐在速记员的长凳上，贝尔纳被带进被告席时扫了一眼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他垂下视线，向附近打量，遇到了我的目光，朝我稍微点了点头，似乎在问，我是否愿意承认与他认识，我站起身，向他友好地弯了弯腰。这是在审问开始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大厅中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这时连衣服的窸窣声也能听到，一点细小的动作也能发觉。桑德斯，伦敦警察局侦缉处的负责人之一，小声向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吩咐他监视我，因为他用手指向一个侦探简单地指了指我，这以后这个侦探便一直盯住了我。对那位长官的另眼相看，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法官休息时，我离开了一刻钟，到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回到大厅已找不到座位，那个警察便向我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座位。另一个警察在门口拦住我，那人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便放我入内了。还有一次我把帽子放在窗台上忘记了，拥挤的人群使我与它完全隔绝，当我想起时，已不可能再去取它，我正抬头张望，感到束手无策，那个警察马上叫我放心：

“您大概在找帽子吧，我会替您拿来。”

这以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同事会请我吸火红色的苏格兰鼻烟了。

与侦探的友好交往不仅在当时，甚至以后也对我大有好处。一天，我在特鲁布南店里买了一本书坐上公共马车，把书忘在车上，下了车才想起，马车已经驶走。我赶到城里，向马车站打听，我的侦探来了，扬手向我招呼。

“看到您很高兴，也许您能告诉我，怎样才可以尽快找到我的书。”

“公共马车是什么名字？”

“这样的名字。”

“什么时候？”

“就是刚才。”

“这不费吹灰之力，我们找去。”过了一刻钟，书已回到我手中。

菲茨罗伊·凯利用干巴巴的声调，愤怒的表情，宣读了起诉书；坎贝尔念了证词，陪审员们退庭了。

我走到律师席，问一个辩护士，他觉得案子会怎样？

“情况不妙，”他说，“我几乎相信，陪审员的裁决必然对他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