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五章（第6/8页）

这是想给被告定罪的最后一次尝试。老贝利的陪审员看来并不可靠，城区的居民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传统上就带有反对派色彩，自然不能信任；高等法院的陪审员却来自伦敦西区，大部分是富裕的商人，他们严格维护社会秩序，遵守赢利的传统精神。但是在成衣师的裁决之后，对这个陪审团看来也不容乐观。

何况伦敦和全国的新闻界，除了几份官办报纸以外，不分党派，一致反对侵犯出版自由的诉讼案件。人们召开了大会，组成了委员会，并开始募集捐款，万一政府得手，出版人被判了刑，可以支付罚金和诉讼费用；他们还起草了抗议信和请愿书。

案件一天天变得难办和棘手了。法国穿上茜红色大灯笼裤，稍稍歪戴着军帽32，从海峡对岸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件卫护它的君主的案件将如何结束。贝尔纳的无罪释放深深激怒了它，它从剑鞘中拔出了双锋宝剑，像小班长33那么骂骂咧咧的。

心情变得更沉重，

烦恼也加深了……34

资本露出苍白的银色的脸望着政府，政府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资本的恐慌。但是这一切都不在坎贝尔的话下，司法权威不受尘世的制约。它只知道，违反出版自由的案件，背离了整个民族精神，严厉的判决只能使他们大失人心，引起强烈的抗议。他们的唯一办法便是判处微不足道的惩罚：一文钱的罚款，或者一天的监禁……可是法国歪戴着军帽，势必把这样的判决当作是对它的人身侮辱。

何况万一陪审团裁决特鲁勒夫和霍尔热夫斯基无罪，那就更糟，政府势必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它为什么不命令伦敦市长或警察局，从秘密警察，至少从“秩序之友”中挑选陪审员……到那时，接着便是：

鼓手们！鼓手们！他们已从远处发出警报……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女王的内阁和法官们了如指掌，也许，如果在英国可以实行英国人所说的“苦迭打”，法国人所说的“政变”35，他们也愿意如法炮制，然而那位工于心计、实力雄厚、无懈可击、既年轻又老练的帕默斯顿的前车之鉴记忆犹新……

天呀，作个成熟的国家的君主，

这个任务多么繁重！36

开庭的日子到了。

前一天，我们的博特金37特地到高等法院找了一个警察，给了他五先令，要他明天带他入内。博特金得意扬扬，搓搓手，他以为我们一定找不到座位，或者会被拦在门外。有一点他没有估计到，高等法院根本没有门，只有一个大拱道。我比坎贝尔早到一个钟头，那时人还不多，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座位。过了二十分钟，我看到博特金来了，他东张西望，有些心神不定。

“你要找谁？”

“老弟，找我的警察。”

“你找他干吗？”

“他答应给我座位的。”

“算了，现在你要找一百个座位也不难。”

“我上了警察的当。”博特金笑道。

“他没有骗你，这儿有的是位子呢。”

警察当然没有露面。

霍尔热夫斯基与特鲁勒夫正在进行热烈的争论，他们的辩护士也参加了，最后，霍尔热夫斯基向我转过身来，递了一封信给我，说道：

“您认为这封信怎么样？”

信是特鲁勒夫写给他的律师的：他向他埋怨说他被捕了，又说他出版那本小册子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拿破仑，今后他也不打算出版这样的书了；信后署了名字。特鲁勒夫站在旁边。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对特鲁勒夫提出，只是用几句废话搪塞了一下。但霍尔热夫斯基对我说道：

“他们要我也照这样子写一封信，这不成，我宁可坐牢也不在这种信上签名。”

“肃静！”庭丁喊道。坎贝尔勋爵升堂了。等一切仪式结束，陪审员宣誓之后，菲茨罗伊·凯利起立，向坎贝尔说，他受政府委托宣布一件事，然后开始道：“政府鉴于特鲁勒夫已在信中作了如此这般的表示，并考虑到了如此这般的情况，因而决定撤销起诉。”

坎贝尔转身向陪审员们说道：“出版那本议论刺杀暴君的小册子的人是有罪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英国法律赋予人民以充分的出版自由，但是也握有充分的权力惩办敢于煽动这种可怕罪行的人，等等。但是政府考虑到如此这般的种种情形，决定撤销起诉，因此，如果诸位陪审员同意，我准备停止审问；但如果陪审员不同意，我仍将继续开庭。”

陪审员肚子饿了，又急于办自己的事，因此没有走出陪审席，便彼此转身商量了一下，正如预期的一样回答道，他们也同意停止审问。

于是坎贝尔通知特鲁勒夫，审问取消了，他可以走了。这时连一个鼓掌的人也没有，只听到一片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