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5/40页）

从昨晚起我们一直情绪激动，心潮起伏，在紧张的状态中勉强支持着，现在大厅中头颅骨碰到地上的骇人声音，在大家身上引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应。我们的家和整个生活圈子一向平静安详，从来没有“哭叫吵闹的现象”，以致眼前的一切叫我们受不了，我感到浑身战栗，我的妻几乎昏厥，幸好这时铃声大作——“时间到了！赶快！”于是一眨眼，我们已孤零零地留在栅栏外面了。

对于告别的人，没有比法国警察在铁路沿线所实行的办法更不文明、更惹人生气的了；他们剥夺了送行者最后的两三分钟……他们人还在这儿，机车的汽笛还没有响，火车还没有开动，然而你们之间已被一道障碍，一个栅栏，一些警察的手隔开——尽管你希望看到他们怎么坐下，火车怎么开动，然后望着它怎么远去，变成一片尘土，一阵烟，一个黑点，你要注视着它，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默默地坐车回家。一路上我的妻轻轻哭着，为自己的康素埃洛的离开感到伤心，不时把围巾裹一裹紧，问我道：“你记得这声音吗？它还在我的耳边。”

到了家中，我劝她躺下休息，自己坐在那儿读报；我读了巴黎报纸的社论栏，还有小品文，杂文栏，看看表，还没到十二点，这么长的日子！我去看安年科夫，他日内也要动身了；我与他一起出外散步，在街上比读报更无聊，只觉得这么忧郁……仿佛良心的谴责在折磨着我。“到我家里吃饭吧。”我对他说，我们到了家。妻真的病了。

晚上凄凉寂寞，兴味索然。

“那么已经决定了，”分别时我问安年科夫，“您在本周末动身？”

“决定了。”

“您在俄国不会愉快。”

“有什么办法，我不能不走；我不会待在彼得堡，我要到乡下去。说真的，这儿怎么样也只有天知道，说不定您留在这儿也会后悔的。”

那时我还可以回国，船还没有被我烧毁，雷比勒奥和卡利埃还没有写秘密报告24，但是我在心里已经决定了。尽管这样，安年科夫的话还是触痛了我敏感的神经，我想了想，答道：

“不，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留下，如果要后悔，也只能后悔那天在莫伯特广场的街垒上，一个工人把枪给我时，我没有接受。”

在绝望和软弱的时刻，当痛苦使我无法忍受，觉得我的一生只是继续不断的错误，当我怀疑自己，怀疑最后一线希望，怀疑所有的一切时，我的头脑里许多次闪过这样一些话：“为什么在街垒上，我不从工人手中接过武器来？”要是那时给流弹打死了，我至少还可以带着两三个信念走进坟墓……

时间又慢慢拖下去……过了一天又一天……忧郁，苦闷……有时来几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又走了，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到了冬天，各国的流亡者相继出现，这是从其他遇难船只上逃生的水手；他们还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认为在全欧洲掀起的反动浪潮，只是偶然吹过的一阵狂风，暂时的挫折，他们等待着明天，等待着一星期后东山再起……

我意识到他们错了，但是他们的错误叫我高兴，我尽量使自己糊涂一些，我与自己斗争，在烦躁不安中打发日子。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生活在煤烟弥漫的屋子里……我苦闷得走投无路，我想从书本中寻求解脱……在喧哗中，在不问世事的家庭生活中，在朋友的聚会中寻找精神寄托，但是总觉得缺少什么，笑不能使我愉快，酒只能增加烦恼，音乐刺痛心灵，欢乐的谈天最后总是以忧郁的沉默结束。

内心的一切遭到了凌辱，一切都给推翻了，剩下的只是明显的矛盾，一片混乱；一再的幻灭，一再的失望。早已形成的精神生活的基础又成了问题；严峻的事实从四面八方升起，驳斥着它们。怀疑把自己沉重的脚踹到了最后的财富上；它要摧毁的不是教会的圣器室，不是学究的长袍，而是革命的旗帜……它从一般的观念渗入了生活。理论上的否定与变成行动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那是跨前了一大步，因为思想是勇敢的，语言是大胆的，它可以轻易说出内心害怕的话；信仰和希望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智慧已跑在前面摇头。心落后了，因为它恋恋不舍，当智慧在判决和惩罚时，它还在告别。

也许，在青年时期，一切还在燃烧，奔腾，一些信仰的丧失只是为另一些扫清道路；也许，在老年时期，由于厌倦，一切已变得漠不相干——对于这些人转折是轻松的，但是“在人生的中途”25，那是不能不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