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4/40页）

1月27日：“我终于没有力量注视这临终前的痉挛了，它们继续得太久了，而生命却这么短促；利己主义主宰了我，因为我觉得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它无非只能证实一句谚语：‘与人在一起，死也不可怕。’但是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跑到美国去……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认为可能实现的，其实只是一种预言，一种过早的预言。多么痛苦，多么悲哀——我真想像孩子一样大哭一场。什么是个人的幸福？……社会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这空气里充满的只是临终前的瘟疫的气息。”

2月1日：“N17……N……我的朋友，如果你知道，在我们私人生活的大门外，一切是多么黑暗，多么悲惨！啊，如果能关起大门，待在屋里，除了这个狭小的圈子，忘记一切……

“那无法忍受的纷乱，它的后果可能会影响几个世纪；我这人太懦弱了，无法超越这一片混乱，望见遥远的将来——我的生命在缩小，在消失。”

这封信的最后是：“我但愿我这么渺小，甚至不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感到它的时候，我便感到了一切存在的事物的不可调和……”

预 兆

反动胜利了；从苍白阴暗的共和国中升起了一些野心家的影子；国民自卫军到处搜捕劳动者，警察局长把爪牙派进了树林和地下避难所，缉拿逃亡者。军警以外的人员则负起了告密和侦探的责任。

秋天以前，我们还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我们用本国的语言生气和叹息：图奇科夫一家18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19也在我们这里，安年科夫20和屠格涅夫每天必到；但是大家都望着远方，我们的小圈子正在瓦解。血流遍地的巴黎已不值得留恋，虽然不是非走不可，但大家都打算离开21，也许这是为了摆脱精神上的苦闷，摆脱六月的印象，然而这魅影笼罩在各人心头，再也不会消失了。

为什么我不一起走呢？那就可以避免不少灾难，我也不必把那么些生命，以及我自身的许多东西，呈献在残酷无情的神的祭台上了。

我们跟图奇科夫一家，跟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分离的日子，像乌鸦的叫声一样，成了我生活中一种不祥的预兆；可是它像其他千百个信号一样，没有引起我的警惕。

凡是经历过许多艰难挫折的人，都能想起一些日子和时刻，一些几乎难以觉察的细节，转折便是从那时开始，风向也是从那时改变的；这些先兆或警告完全不是偶然的，它们只是后果，是准备进入生活的事物的开始显现，正在暗中观望的、已经存在的事物的初次暴露。我们却不理会这些心理预兆，嘲笑它们，仿佛看到别人撒落了盐碟或者弄熄了蜡烛，因为我们总是违背事实，夸大个人的独立性，骄傲地指望自己驾驭自己的生活。

在我们的朋友们动身的前夕，他们和另外三四个亲密友人聚集在我们家里。他们要坐早上七点钟的火车走，睡觉太没意思了，大家希望在一起更好地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起先大家很起劲，情绪显得激动，这是每当分离时必然会有的现象，但逐渐乌云笼罩了大家的心……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大家有些不自在，杯中的酒也失去了香味，勉强说笑并不能带来欢乐。有人看到天色发亮，拉开窗帷，青白色的光线射在各人脸上，像库图尔22画中一群饮酒作乐的罗马人。

大家闷闷不乐，忧郁憋得我喘不出气。

我的妻坐在不大的沙发上，图奇科夫的小女儿跪在她前面，把脸埋在她的胸口——她把这个女孩子称作“我的心灵的康素埃洛”23。她热爱我的妻，离开她到偏僻的乡村去是出于无奈。她的姐姐忧郁地站在旁边。康素埃洛一边哭，一边小声说着什么；玛·费忧郁地坐在离她们两步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她早已习惯了向命运屈服，她了解生活，在她的目光中只是简单的“别了”，而从两位少女的眼泪中透露的却是“再见”。

后来我们去送他们。高大空旷的石造车站里寒冷彻骨，门砰砰作响，猛烈地开关着，穿堂风从四面吹入。我们坐在墙角的一张长凳上，图奇科夫正忙着照看行李。突然门开了，两个喝醉的老汉吵吵闹闹走进候车室。他们的衣服沾满了污泥，脸上的肌肉扭歪了，给人一种粗野放荡的印象。他们进屋时边走边骂，一个想揍另一个，另一个闪开了，却挥起拳头，用尽全力，正打在那人脸上，老头子喝醉了，一个踉跄倒在地下，头撞在石板上，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响声；他大喊一声，抬起了头，血流在花白的头发和石板上。警察和旅客大吃一惊，赶紧把另一个老人拦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