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1（第3/5页）

婚姻一旦脱离神秘主义的领域，立刻成了一种手段，一种外加的措施。心有余悸的“蓝胡子”们引进了它，只是这些蓝胡子已剃掉胡子，变成了“蓝下巴”，拉乌尔戴上了法官的假发，穿上了学者的衣衫，成了人民议员和自由主义者，法律的神父。民事婚姻作为政府的经济措施，使国家摆脱了扶养孩子的责任，进一步把人们与私有财产牢固地拴在一起。排除教会的干预之后，婚姻成了把自己的身体终生献给对方的奴役的契约。执法者对信仰和神秘主义呓语并不过问，只要契约得以执行便成，如果不执行，他有办法给予惩罚，强制执行。为什么不能惩罚呢？在英国这个法律传统最发达的国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被帽子上系红绶带的老征兵官用啤酒和杜松子酒灌醉，骗进团队之后，便可以用骇人的刑罚折磨他。那为什么不能用耻辱、剥夺财产和提交法庭审判等办法，惩罚一个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的少女，强迫她承担契约义务，保证终生相爱呢？她作出了过多的许诺，忘记了月季票是不能转让的。

但是“蓝下巴”也碰到了自己的行吟诗人和小说家。在婚姻问题上，针对契约观点，出现了精神病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情欲绝对不容争议和人对它们无法抗拒的理论。

昨天的婚姻奴隶变成了爱情奴隶。对爱情是无可指责的，也没有力量可以与它对抗。

于是一切理性的制约，一切责任观念，一切自我克制思想，都一扫而光。人必须向不可抗拒的、超越于他的力量屈服，这是与理性和理性自由，与自由人性格的形成（一切社会理论正企图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这一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虚构的力量如果被人们当作真实的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像真的一样强大，这是因为它们在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是相同的——不论那是什么样的力量。怕鬼的人和怕疯狗的人，在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可能因害怕而死去。区别只在于，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向人证明他怕的东西是假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不能。

我否认爱情在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否认它具有统治一切的权力，我也不承认热恋可以成为意志薄弱的理由。

难道我们摆脱世上的一切偏见，摆脱上帝和魔鬼、罗马法和刑法的一切束缚，宣布理性为唯一的指南和标准，只是为了可以像赫拉克勒斯那样温柔地匍匐在欧姆珐勒的脚下，或者睡在大利拉14的膝上？难道妇女要从家庭的桎梏，终生的监督，丈夫、父亲和弟兄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取得独立劳动的权利，受教育和做公民的权利，只是为了重新像母鸽一样整天谈情说爱，不是为一个，而是为十个莱昂诺·莱昂尼15而柔肠寸断？

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为女人特别感到悲伤，爱情的莫洛赫86吞食了一切，折磨和摧残着她，她找不到出路。她越是相信他，便越是痛苦，越是忠诚于性关系，便在爱情中陷得越深……她越来越失去理智，而她的理智本来不如我们。

我可怜她。

三

有谁曾严肃而公正地致力于打破妇女教育中的偏见呢？它们只是靠经验打破的，因此摧毁的不是偏见，而是生活。

人们回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正如老太婆和儿童们遇到墓园或者发生过凶杀案的地点，总要绕道而行一样。有人怕不吉利的鬼，有人怕不吉利的事实，他们宁可待在扑朔迷离的幻想和蒙昧无知的黑暗中。在性关系的问题上，正如在一切实际场合一样，很少严密统一的观点。在这里，否定肉体、向往来世的基督教道德观念，似乎可以与面向人间的、尘世的、现实的道德观念，相安无事地结合在一起。为了逃避无法调和的烦恼，也为了免得为解决问题破费过多的心血，人们便按照各自的要求和口味，选择教义中合意的部分，抛弃不合意的部分。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正如人们尽管不喜欢守斋，却喜欢吃油煎薄饼，尽管厌弃枯燥的宗教仪式，却欢迎快活的宗教节日。然而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在行动上更彻底、更勇敢的时候了。让遵守规则的人接受它的指导，不要违背它，而不接受的，则公开地、自觉地抛弃它的羁绊。

对人与人的关系保持清醒的观点，就妇女而言比我们困难得多，这是没有疑问的。她们受教育的蒙蔽较多，对生活的理解却较少，因此往往无所适从，在思想和感情上感到苦闷，不能获得解脱；她们经常反抗，但不能摆脱奴役地位，她们力求改变环境，但结果往往只是维持现状。

一个少女从童年起就给灌输了对性关系的畏惧心理，把它看作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