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一些已经触及的问题引起的思考 1

一

……一方面是蒲鲁东那种焊得密不通风、铆得滴水不漏的家庭，牢不可破的婚姻，不受约束的父权——这样的家庭是为了社会目的存在的，除了一个人什么人都可以牺牲，这样的婚姻是严厉的，它不承认感情的变化，它是对誓言的卖身契；另一方面，一些学说正在兴起，它们认为婚姻和家庭都是可以分开的，它们承认感情具有不可违抗的威力，往事没有约束力，人是独立的。

一方面，几乎可以向失节的妇女扔石子，另一方面，嫉妒被看作不受法律保护，是利己主义，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感情，一种私有观念，对健康的、自然的观念的浪漫主义歪曲。

哪一边是真理……哪里是对角线？二十三年前，我已在这片矛盾重重的森林中寻找出路。2

我们在否定时是勇敢的，随时准备把任何偶像丢诸河中，但是家神和家庭生活具有防水作用，它们总是重行“浮起”。也许它们已没有意义，但还保留着生命；显然，用来对付它们的武器，只在它们的蛇皮上擦了一下，它们脱身了，受了伤……但没有死。

嫉妒……忠诚……失节……贞洁……这些黑暗的力量，可怕的语言……正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眼泪流个没完，血流个不尽；人们胆战心惊，仿佛走进了宗教裁判所，面对着拷问，瘟疫……它们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我们的头顶3——家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生活在这下面。

不论是指责还是否定都不能把它们驱逐出门。它们仍躲在墙旮旯打瞌睡，一有机会便蠢蠢欲动，要摧毁一切，不论远的，近的，统统难逃劫运，包括我们自身……

看来，我们只能抛弃彻底扑灭一切火灾隐患的善良愿望，采取量力而行的态度，按人道原则把毁灭性烈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靠逻辑是不能控制情欲的，正如法庭对它们无能为力一样。情欲是事实，不是教条。

何况嫉妒享有特殊的权利。它本身便是一种强大的、完全自然的情欲——直至今天，它没有受到约束和限制，只是受到纵容。基督教教义出自对身体的仇恨，把有关肉欲的一切夸大到了不同寻常的高度，贵族对血统、对纯正的种族的崇拜，把有关不可洗刷的污点，不可救药的凌辱的观念，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嫉妒获得了“剑的权利”4，审判和复仇的权利。它成了涉及荣誉的义务，几乎与德行相同。这一切都是不容丝毫批评的——然而蛰伏在内心深处的依然是非常现实的、无法消弭的痛苦感，那种称作嫉妒的不幸感，这是像爱情一样的基本感情，任何否定也无能为力的、不可抗拒的感情。

……这儿又遇到了那永恒的界限——历史驱使我们走到了这个考地安岔道。双方都有理，双方又都无理。大胆的“非此即彼”在这里毫无用处。一个说法在这里被全盘否定，在那里又会东山再起，正如月亮的最后四分之一出现时，它的背面却是最初的四分之一。

黑格尔铲除了人类理性的这些界桩，升入了绝对精神的世界；但在这里它们不是消失，只是像德国神学理论所说的，改变了面貌，得到了充实——这是神秘主义，哲学神正论5，寓言和事实的有意识的混合。从宗教上调和一切不可调和的事物，这是一种补救，也就是神圣化的改造，神圣化的骗局，这种解决不是解决，只是求救于信仰。还有什么比个人意志和必然性更不可调和的？但信仰轻而易举便可调和它们。人可以毫无怨言地当场为自己的行为接受惩罚，认为这是正义的，因为那是早已预定的。

在另一类问题上，蒲鲁东比德国哲学更为人道得多。他摆脱经济矛盾的办法，是承认双方都受最高原则的约束。作为权利的私有财产和作为盗窃的私有财产6互相并列，在永恒的波动、永恒的补充中，接受不断增长的主宰一切的正义的制约。很清楚，矛盾和争执被转移到了另一个范畴，要求作出回答的已主要是正义问题，而不是财产的权利问题了。

最高原则越简单，越少神秘性和片面性，越实际和可以应用，它也越能充分调和矛盾，使它降到最低限度。

黑格尔“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蒲鲁东那儿变成了威慑一切的正义观念。

但是它也不见得能解决情欲问题。情欲本身是不正义的。正义是离开个人考虑的，它处在个人之间，而情欲却只与个人有关。

这里出路不在于法庭，而在于人的个性的发展，在于让个性从个人感情的小天地走进广阔的世界，在于发展人的公共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