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慢时间机器（第4/9页）

他并非罪犯，不然他肯定会抗议，哀求我们放他出去，让我们可怜可怜他，提供一点线索让我们了解他的困境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某些致命疾病的携带者——这种疾病的传染性强得令人匪夷所思，除非将他隔离，否则就会传染给整个人类？只有时间胶囊才能隔离这种病毒？即使隔离在月球或火星上也不能阻止病毒在人类中传播？他可不太像……

就算有某种充足的理由把他隔离开，并且假定他同意这种隔离（显然他是愿意的，坐在那儿光读笛福就读了N次），又是什么原因需要把一个人从整个连续的人类历史，以及他自己所处的时空中单独隔离出来呢？药物学、精神病治疗、社会学，继物理和太空科学之后，所有的人文科学也被拉下水，卷入了这个难题。尽管他只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却成了吞没一切物理和社会科学的旋涡，一个吸收了巨大能量的人体黑洞，而我们的知识量只得到了一点扩展。这名单独的个体所积累的破坏性潜力，强烈得如同加速到光速的单个原子，需要耗尽宇宙中所有可支配的能量，才能保持其本不被允许存在的状态。

而此时，轨道快子实验室报告他们正在合并量子力学、引力理论和相对论的节点上，接下来他们终于即将让首个高速粒子包“跳过”光速壁垒，进入超光速模式，然后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空间。但是报告说，去年只是让他们的粒子包作为反物质完成了“回跳”，一下就损失了价值五十亿美元的装备，还丢了三十个人的性命。他们根本没有跳入快子模式，不过是让自己在时空的纤维中以“莫比乌斯环”的形式穿越了虫洞。

然而，这名道德的囚徒（当然是他自己的道德！），或者不论此君为何人，我们的慢时机乘客似乎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高贵。我们渐渐淡忘了他最后的疯狂，越来越被他的自我奉献与自我牺牲而感动（只是我们仍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还有他那维特根斯坦式的灵性：“就他整体来看，不愧为大丈夫，我再也找不出跟他同样的人。”[2]还有别人吗？只有他这一位！正是这一位啊，他一年比一年更气宇非凡！这简直太美妙了。就仿佛是十字架受刑后的基督，作为圣子洗去了所有罪孽，他的整个生活就在我们眼前完整地重现，并且对自己真正扮演的角色具备完全和确切的认识（只不过……他的角色完全是沉默的）。

1997年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圣人，愿意为了某种伟大的人类项目忍受精神上的折磨。现在他在重读笛福的《瘟疫年纪事》，那部有关集体监禁、人类反抗精神以及组织才能的经典。显然标题中的“瘟疫”二字无关紧要。纯粹是精神的力量击败了伦敦的大瘟疫，这是整本书真正的关键点。

我们的乘客现在成了公众崇拜的对象——一个美好情感的聚焦点。这样一来，仅仅是他的存在本身，就让全世界的人们更加团结了，并且互敬互爱。他把我们从战争边缘拉回，并把数以万计的人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这样的崇拜从纯粹的时尚潮流——诸如印着他面孔的衬衫（他的脸现在已经刮得干干净净，蓄着范戴克风格的髭须）、用方铅矿晶体串成的戒指和念珠——到建筑风格（八面立方体的冥想模块），再到生活方式本身：像是禅修一样，“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做”。

千禧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已经集罗丹的“思想者”“观景阁的阿波罗”以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于一身。笛福的这两本书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达到了从来没有的印数。人们就像是做冥想练习一般背诵这几本书，仿佛它们是极为清晰理智的西方祷词。国家物理实验室成了一个朝圣的地方，我们的草地和周边成了一块巨大的宿营地——集流行文化、神话、古典文化、国家和民族主义四种圣地的属性于一身。人们较少提及他最后的那些时光里衣衫褴褛的惨状，尽管那个模样也不乏狂热的信徒——这些20世纪晚期的隐士，在城市沙漠中蹲踞于柱顶或幽闭于洞中的圣安东尼们，重又将苦行的精神带回到这个似乎失去了灵魂的世界——不过后者只是极个别的人，整体的基调仍是高尚、自制，以及静静地为他人考虑的风格。

现在他举起了一块标牌：

我并无所指。不要理会我的存在。请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吧。直到2000年之前我都无法解释。

他举了一整天，表情说不上愤怒，而是略有些痛苦。整个世界都听到了，并且对他的谦恭发出喜悦的赞叹。他的自我克制，他的沉默寡言，他的谦卑，这一定就是之前他所提到的“1995年的消息”，迟到了两年（或者说提早了两年，显然他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的消息。现在他就是先知，就是圣人，而这里就是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