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分水岭时刻 第四章（第3/7页）

我想还有张弗兰克·阿尼塞的照片，第一届莫西软饮料狂欢节时拍的。给点提示吧。”

“我还是拿给你看吧。我可以过去吗？”

“你要是不介意我穿着浴袍的话就过来吧。

但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你，你已经考虑了一个晚上，拿定主意没有？”

“我想我得先再去一趟。”

我在他再度提问之前挂断了电话。

6

清晨的阳光透过客厅窗户照进来，他看起来异常糟糕。白色毛巾浴袍挂在身上，活像泄了气的降落伞。拒绝做化疗使他保住了头发，但他的头发却变得非常稀疏，如婴儿毛发般纤细。眼睛凹陷得更深了。他把哈里·邓宁的作文读了两遍，放下来，又读了一遍。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天呐！”

“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哭了。”

“我不会责备你。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菊花牌气枪。五十年代，市面上所有连环漫画册背面都印着菊花牌气枪的广告。我们街区的每个孩子——当然，男孩——只想要两样东西：菊花牌气枪和大卫·克洛科特[34]浣熊皮帽。他说得对，没有子弹，甚至连假子弹也没有，但我们常常在枪管里装上强生婴儿润肤油。当你把空气压进去，扣动扳机时，就会看到一股蓝色的烟雾。”他又低头看着复印的作文。“狗杂种拿锤子杀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天呐！”

他正杀红了眼，哈里写道，我跑回客厅，墙上满是血迹，沙发上到处是白乎乎的东西。那是我妈妈的脑浆。埃伦躺在地上，摇椅砸在她腿上，血从她的耳朵和头发里汩汩流出。电视机开着，正放着妈妈喜欢看的埃勒里·奎因关于犯罪问题的节目。

那晚的罪行压根不像埃勒里·奎因揭示的那些不见血迹的别致疑案；那是一场屠杀。那个准备去讨万圣节糖果前去撒尿的十岁男孩正好从厕所回来，看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爸爸劈开阿瑟·“图加”·邓宁的脑袋，图加正挣扎着朝厨房爬去。

那父亲转身，看到哈里。哈里举起菊花气枪，叫道，“别过来，爸爸，不然我开枪了！”

邓宁挥舞着血淋淋的锤子，冲向男孩。哈里朝他开了一枪（我仿佛听见气枪咔嗒的声音，尽管我从没玩过气枪），然后丢下枪朝他跟图加两人的卧室跑去。图加已经死了。他爸爸进来时忘记关前门了，某个地方——“听起来有1000英里之外，”门卫写道——传来邻居们的喊叫声，和讨糖果的孩子们的尖叫。

要是老邓宁没有被翻倒在地的摇椅绊倒，他肯定也会杀死仅存的儿子。他爬着，站起身，跑到小儿子的房间。哈里往床底下钻。他爸爸把他拖出来，照着脑门猛击一下，要不是他爸爸的手从沾满鲜血的锤柄上滑了一下，哈里必死无疑。

锤子没有劈开哈里的头颅，却在右耳上方锤了一个坑。

我没有死掉，不过也差不多了。我不停往床下钻，根本感觉不到他正在猛砸我的腿，砸断了四个地方。

正在这时，街区里一位带着女儿挨家挨户讨糖果的男子跑进来。看到客厅里的恐怖场面，这位邻居急忙抄起厨房木炉边工具桶里的灰铲。邓宁正要翻开床，扯出血流不止、几近昏迷的儿子，邻居朝他脑后一记猛击。

之后，我跟埃伦一样失去了知觉，不过幸运的是，我醒了过来。医生说可能要给我截肢，但后来没有这样做。

是的，他保住了腿，后来成为里斯本高中的门卫，是一届届学生中著名的“蟾蜍哈里”。孩子们要是知道他变跛的原因，会不会友善一些？

可能不会。尽管青少年情感脆弱、容易受伤，但还不善于同情别人。同情心要到年纪稍长时才会产生，如果它终究会产生的话。

“1958年10月，”阿尔用他狗吠般的声音说。

“这算不算是个巧合？”

我记起我对少年版弗兰克·阿尼塞讲起过的关于雪莉·杰克逊的故事，笑了。“有时候雪茄只是一阵烟雾，巧合只是巧合。我知道的是，我们正在谈论另一个分水岭时刻。”

“我在《企业周刊》里没找到这个故事，原因是？”

“故事没有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德里镇，缅因州北部。哈里康复出院以后，去了距德里约二十五英里的港湾镇，跟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

他们收养了哈里，看着他在学校里明显跟不上，他们就让他在家庭农场里干活了。”

“听起来像《雾都孤儿》里会有的故事。”

“不，他们对他很好。记住，那时候没有补习班，‘精神障碍’这个词还没被造出来——”

“要知道，”阿尔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那时候，‘精神障碍’意味着你不是个蠢货、笨蛋，就是个十足的糊涂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