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3/8页）
[16]同上。
[17]黎玉的《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有关租赁关系的表格，见第86—88页。第四次调查仅包括胶东半岛的3个小村庄。这个村庄共有500个农民家庭，其中有185户是贫农家庭。有91户贫农家庭，即全部农户的18%，完全靠租种土地维生。租种了一部分土地的家庭为159户。第五次调查的范围更小，仅仅为沾化县的327户农民。调查数据显然是不完整并经过了修改，因为结果显示所有74户中农和226户贫农家庭没有任何土地。
[18]列宁：《农民生活中的新经济发展》（1893年），《列宁选集》，第一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13—73页。
[19]马若蒙：《中国的农民经济》，附录A，表A—5，第302页。
[20]马若蒙：《中国的农民经济》，附录A，表A—1，第299页。马若蒙发现在可获得数据的9个县里，只有其中的一个村庄，估计足够养活全家需要10亩地。其他9个村庄若要养活全家估计要25亩到75亩不等。在这些村庄里，平均每户拥有农田的面积从5.5亩到28亩不等。6个村庄的平均每户拥有土地面积小于10亩。
[21]马若蒙：《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42页。
[22]彭真的报告作为党内文件传阅。另一份发表于同年代的报告，强调了抗日战争土地政策的成就，宣称在1937—1942年间，在同一地区，作为一个样本群的35个村庄发生了变化。在这些年里，地主家庭占农民家庭总数的比率从2.4%下降到1.9%，他们占有的土地从总数的16%下降到10%。富农从占家庭总数5%和占土地总数的22%上升到7.8%和19.5%。中农所占家庭从35.4%上升到44.3%，所占土地从41.6%上升到49%。贫农和雇农人口从47.5%下降到40.9%，他们占据的土地从19%上升到20%。《晋察冀边区实施土地政策的经验》，1945年1月15日，来自力耕编写的《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与实施》（以后引用时称作《土地政策》），第49页。
[23]彭真：《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载于《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编》（以后称作《重要文件》），第98—101页。9个县是：涞源县、阜平县、曲阳县、易县、定县、平山县、灵寿县（都在河北省），盂县、灵丘县（都在山西省）。
[24]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第209页。
[25]《罗晶同志来信》，载于《晋冀鲁豫原曲自觉团结运动的经验》（以后称为《团结运动的经验》），第18—20页。
[26]H.G.伍德海德编：《1928年中国年鉴》，天津出版社，1928年，第1011—1012页。
[27]《日本—满洲国年鉴》，1939年，第788页。
[2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551页引用了调查雇农的结果。从东北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大致对应原先的三个省：奉天（现在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各选取了一些村庄。三个地区的雇农率分别为13.5%、17.9%和34.4%。无地家庭的调查源自同样的资料（第552页）。该调查选取了三个地区36个不同县的37个村庄。无地家庭分别占32.5%、48.9%和63.2%。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在20世纪的初叶，东北存在许多未开发地区，这意味着东北的土地登记不如中国其他地方精确。在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登记的土地也许事实上超过了登记的土地。见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第169—170页。东北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差异在“彻底的土地革命：1946—1947年”一节中会提到。
[29]孙公度（Kungtu C. Sun）：《20世纪前半叶满洲经济的发展》，第55页。
[30]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82—83页（第1180页）。
[31]孙中山：《三民主义》（弗兰克·W．普莱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56页。也可参见史扶邻（Harold Schiffrim）的《孙中山的早期土地政策》，载于《东亚研究杂志》，第1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不管孙中山的构想受到多少西方影响，“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权的概念，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人对土地革命的想法中，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王莽时期（公元9—23年）。参见王国定《古代土地平均分配体系》，载于孙任以都（E-tu Zen Sun）和约翰·德范克（John De Francis）合编的《中国社会历史：选集翻译》（华盛顿：美国学者协会理事会，1956），第157—184页。
[3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3页（第678页）。
[3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98页（第1076页）；以及《重要文件》，第8页。
[34]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0日。
[35]毛泽东：《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2页（第1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