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暴力也许吓住了地主和自由派人士；亲国民党的作家在怯生生的论证中，提出中国的农业系统其实并不是“封建的”。也许通常他们是正确的。有人辩论道，将土地分成小块分给个体的农民没有意义，他们也许说得更在理。这些批评者主张：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农业的落后，应该把集中化和现代化作为农村的当务之急。[109]然而，这些辩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如共产党自己所说，土改还是这样一个政策：在共产党以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它来解决当务之急。为了探讨共产党是否真能如愿以偿以及他们的目的如何达到，我们必须回到本章导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1946年10月，毛泽东总结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三个月的经验（共产党将国民党在7月开始的进攻作为计算日期的起点）。在评价土改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毛写道：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定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10]

不幸的是，毛没有详细描述他所提到的土改过程。该过程似乎不像他在陈述中所说的那样简单和直接，但是手头现有的资料不允许我们对土改的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进行确切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评价有关土改的主张，区党领导让干部相信土改的正确性时使用的论证，以及1946—1947年在两个不同区域实行土改的结果。

主张

从延安传出的新华社电讯用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用语描述了土改运动。主题自始至终是一致的：穷人和无地者聚集在共产党身边，试图为保护新分配到的财产与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做斗争。一则来自冀南邯郸的报道称，在土改后，10万农民加入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自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开始攻打该区域以来，土地被分配给了大约1000万农民，占该区域农民总数的1/3。报道评论道，土改将农民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试图为保卫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打退国民党的进攻。[111]

另一则报告称，在土改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地区，获得的胜利是最大的。在山东沂源县，共产党一开始在雇用农民帮助军事运输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土改后，大量的农民自告奋勇地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来，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想要退还收到的工资。[112]高密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山东省胶济铁路沿线，与蒋军的距离近到能听得见他们的枪声，土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当国民党军队进攻高密的时候，村里的一名地主威胁说要报复拿走他土地的农民。为了回应这个挑衅，农民又一次召集会议，进一步清算账目，将土地和粮食分给他们中最穷的32个。村民然后集中起来尽心尽力地保卫地方，将小孩和老人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在通往村子的路口安排了志愿守卫者巡逻。[113]

鲁中的农民同时实行土改和发动对国民党入侵军队的游击战。在鲁北的渤海区，几千年轻人自愿服兵役。胶东区在重新分配土地后，自卫军队据说在战斗力上翻了一番。[114]

土改之后，2万名农民加入了苏北地方军队。在苏北，据报道每个村里都有志愿者作战。[115]在晋察冀边区，虽然该区域的重要城市张家口在1946年10月失守，预计土改还是加强了当地的防卫力量。[116]在西部的热河省，土地改革就在国民党军队行进进犯的路线上实施。几千名农民随后加入军队，又有几千名加入当地志愿军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117]一份来自延安的报道概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准备工作——1947年3月延安被政府军攻克，称军队征兵和军事训练将和彻底的土改同时进行。[118]

记者李敦白从头到尾描述了发生在陕甘宁最西边的、一个叫蒙巴（音）的村子里的故事。在该村庄，超过160户佃农家庭与一名恶霸地主开展过清算斗争。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被分给了他的佃农，地主则逃到了国民党管辖区的边境，扬言将打回来重新讨回失去的财产。“当我们打回蒙巴的时候，我们要宰了这些佃农，我还要开一家人肉馆子。”据说他是这么放话的。八路军和当地自卫部队的志愿报名者突然增多了。在共产党军队赶去保卫边境时，一位之前做了15年佃农的农民为军队组织起了一支担架队，而另一个农民建立起了一个食品站。[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