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2/8页）
就这一点而言，颠覆现有农村“精英”阶层是土地革命首要的目标。在任何特定的村庄，政权是否由地主支配不是问题所在。关键的因素是土改破坏了当地当权者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基础，这是创造新秩序的必要一步。新秩序的建立是土改作为“所有其他工作之母”的第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像一位作家所说，这使得党的政策能够深入群众。参加多种多样的控诉运动最活跃的农民，有的入伍成为共产党的新兵，有的进入村里新的领导班子。分到土地和财产的农民加入了农会和其他村机构。就是这个由农民自己组成的体制结构，共产党可以依靠它，由它负责组织军事运输队，以及对不愿意应征入伍的人施加社会压力。这就是当自由派评论家提到作为土改的结果，党在农村扎下根时，想要表达的意思。
一开始，斗争运动不考虑阶级界限。这是当共产党想要寻找转移财富和动员华北农民的新方法时，斗争对象众多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1945年之前，运动的这一特征在分配斗争果实中也很明显，虽然大体强调将富人的财产给穷人。在1945年之后，阶级界限的划分更清晰了，党在这一方面更努力了，即：特别要让贫农和雇农分到财产。这一努力的结果是第一版的《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平分村里的财产，这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耕者有其田”的解释远远超出了消除地主—佃农关系。由于财富之少和中农数目之多，如果要绝对平分财富的话，就必须侵犯新中农和老中农的利益。党对待中农的一大特征——相互矛盾之处，似乎最终被这样解决：含蓄地要求在平分土地和财产的过程中，将他们包括进去。
1948年初，当考虑到中农利益而抛弃了绝对的平均主义政策后，有一点开始变得很明显，那就是：中农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试图将贫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在1947年很明显是一个太过超前的目标。但是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完全地抛弃掉——虽然这样有疏远中农的危险。因此对中农态度的摇摆不定继续着，甚至在制定党的内战土地政策最终决策时也不能免。最严肃的工作——安抚中农，只有在土改已经完全实行的地区，才会付诸实施。
[1]马若蒙：《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13—24页。他在对这两种看法进行了总结。如果读者想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作家和左翼作家关于土地问题的看法，可参阅《农业中国：选自中国作家的原始资料》。
[2]上海《经济周报》，第3卷第16期，1946年10月17日。
[3]《美国的对外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第1284—1286页。
[4]参见此处。
[5]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14日（供参考）。
[6]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见：《与毛泽东的对话》，《生活周刊》，1971年4月30日，第47页。
[7]许多学者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国家农业调查局的统计。例如费维恺（Albert Feuervwerker）：《1912—1949年的中国经济》，第34页；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第91页；沈祖海（T. H. Shen）：《中国的农业资源》，第96页。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年，第三卷，第728—730页。
[8]取自章有义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728—730页。该调查覆盖了22个省的1120个县，但不包括东北。
[9]见马若蒙的《中国的农民经济》，附录A，表A—6，第303页。
[10]同上。
[11]甘博发现：在河北的定县，有超过92%的农民家庭拥有土地；30%的农民租种土地，只有4.8%的农民是完全的佃农。见：《定县：华北的一个农村社会》，第209—211页。
[12]取自发布于1933年的两个文件的官方修订版本：《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7年12月，这两个文件作为“参考文件”被重新发给了各地党委，然后于1948年5月24日被中共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发给各地党委。见：香港《群众》，1948年6月17日，第2—9页。1933年的原始文件翻译可参见萧作梁教授的《中国的土地革命（1930—1934年）：文件研究》。
[13]取自山东胶东地区的一份文件《关于清查阶级出身问题》。
[14]共产党用山东省政府取代了战时山东省管理局，省政府包括抗战期间创立的5个分区。这5个分区分别是：胶东分区、渤海分区、鲁中分区、鲁南分区、滨海分区。
[15]黎玉的《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以下简称为黎玉报告），有关租赁关系的表格，见第86—88页。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份调查显示261个家庭租出了3.3万亩土地，而473户佃农家庭只租种了1.1万亩土地。报告并没有解释这一明显的矛盾。如果调查结果无误，可以断定极大一部分土地被租给了被调查的12个村庄以外的农户，或租给了调查表中没有列出的机构或个人。黎玉是在1945年9月的第二次群众工作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份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