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4/14页）

一开始，几千男人、妇女和小孩赴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请愿要求救济。这些人来自附近的地区（包括崇德、桐乡、桐庐、富阳、诸暨、绍兴和萧山）。省政府对此无动于衷。突然，1946年1月，崇德、桐乡、德清、吴兴爆发暴乱，波及20个乡和镇。3月，嘉兴县和新登县发生相似的事件。暴乱在整个4月一个乡一个乡地扩散开去。在每个地方，暴乱在白热化以后自动平息或被镇压。在风波平定前，乡长、保长和甲长领教了农民的怒火。

这些官员成为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不仅仅因为他们串通日本人，甚至不仅仅因为他们负责稻谷和其他税项的征集，而是因为除了这两点以外，他们的“残酷和腐败”有增无减。即使考虑到说故事时免不了的加油添醋，当地人民讲述的关于那些“无慈悲心的”人渣的故事，也不会完全是杜撰的。据一个故事说，保长宁愿看一名穷困的农民自杀——后者真的自杀了——也不愿意减轻对他征收的税赋。大量的款项（有的时候在枪口威胁下）被征收上来，却从来不做会计结算。农民们可以看到，向政府上缴的每担米，乡长和保长都要雁过拔毛。

抗议的人们总少不了对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进行一顿痛打。县长和地区头领总是和乡、保的官吏一个鼻孔出气。赴杭州的请愿者队伍中包含了妇女和小孩不是偶然。男人们很不愿意离开当地的家，他们说害怕村干部会报复。所以在省政府请愿无功而返后，浙北农民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痛打他们的压迫者，放火烧他们的房子，砸烂他们的家什。当地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就像在1943年的甘肃一样，如果能毫发无伤地逃出真是一种幸运。很多人被以最野蛮的方式杀死。[53]

腐败：原因

自由派作家普遍认为先有经济后有道德，所以腐败是由贫困决定的。但是贫困与它造成的不安全感一样，是一种相对的状态。没有人会想要绞尽脑汁计算这个问题：怎样才能保证放之四海皆“够”的数目。怀疑者不可避免地要指出：最腐败的人也是最富的人。[54]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用经济决定论将国民党的问题加以合理化为共产党所哂笑，他们是应该笑，因为他们控制领域之穷困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们干部廉洁的故事也流传甚广。尽管自由派作家自己公开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他们似乎还没有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在分析腐败的时候将它看作是一个系统的必然产物。在这个系统中，个人安全主要取决于他攫取和占有的财富——就像国民党中国和帝制时期的那样。

确实，自由派作家并不倾向于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将国民党描述成一个官僚机构的继承者——这个机构在结构和风气上都包含着与生俱来的弱点——而不是这个机构的始作俑者，国民党背负的责任将会轻一些。腐败这一现象由来已久，传统腐败问题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系统又惊人地相似，所以以上结论是恰如其分的。在20世纪40年代，就像是19世纪（举个例子）一样，当地官员的薪水少得不合情理。同样的，对11世纪中国官员的最普遍的批评是他们的贪赃枉法，特别是在低级官员中——这是一个“很大程度可以归咎为薪水过少”的现象。[55]

除了“糊口都成问题的俸禄”，萧公权教授还找出了其他的19世纪中国官僚制度固有的制度特征，这些制度特征增加了贪污的机会和动机。它们包括：给上级送礼的风俗，卖官鬻爵的行为，县长缺少岗位实务方面的训练，等等。最后的一点，以及任期的短暂性，使得对他来说有必要依靠“一群群肆无忌惮的手下”。[56]当地机关中有的是这样的手下。这些制度特征也在20世纪40年代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虽然在这两个时期中，制度特征存在的原因不一定相同，官员的反应却大同小异。

这些行为形成的风俗已很稳固，只要不太“离谱”，似乎都被普遍宽恕着。怎样算是离谱的概念当然因时因地而异。根据一般人的看法，问题离谱得不像话是在内乱或一个朝代气数已尽的时候。中国的朝代走向穷途末路时，按惯例有以下标志：财政越来越不稳定，行政无能，军事软弱。这些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全部出现，它们助长了官员的腐败，日益增长的腐败又反过来激化了这些情况。

国民党中国继续沿用“在限度内容忍”的态度。[57]但是却很少有人批驳认为“贪污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的传统本身。自由主义批评者也会承认人性如此，以至于贪污的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破除，一旦确立就很容易失控。即使这样，也鲜有对该传统的指责。比如，两位社会学家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他们认识到了农村地区仍保留着“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做官就能发财”，现实加强了这个观念。但是他们将问题的本质看成是封闭的乡村经济的产物。于是，他们在结尾的时候恳求发展农村工业，为寻求安全和财富的有志向的年轻人提供其他出路。[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