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3/14页）

1946年，湖南的很多地方都报告了饥荒，湘中和湘南灾情最为严重。湘中和湘南地区前一年遭受了干旱，但干旱只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1944年和1945年日军的征粮；日本投降后政府部队的征粮；在日本投降日之后湖北省粮食短缺推高了粮食价格，湖北的买家向湖南购粮；强迫出售160万担大米作为军用；战后当地机关扩大规模，需要当地经济资助。但是人们还有其他的冤情：军队从农民那里征收军粮，却拒绝照价付款。在湖南省境内行军的部队购买粮食不仅为了自用，而且还供在别的地方出售，这样一来，使得湖南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占用了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交通工具本来已经被第二章所描述的湖南汽车接收丑闻所扰乱。最后，从日本投降以来就变得明显的湖南粮食短缺问题，被忙于各种接收事务的国民党官员所忽视。[48]

中央政府撤销了从湖南新征收200万担大米的命令，另外警方努力阻止军队未经批准运送食物，这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怨声。然而这些举动的积极效应不久就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救济方案中出现腐败——所抵消。救济物资包括从江西运来的应急大米，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的贷款以及美国分发的免费面粉和衣物。负责分发面粉的官员经常将面粉转卖。在祁阳，他们将面粉卖给餐馆和面粉店。在醴陵县，一位救济工人在公开市场上卖掉了70袋面粉。在衡山，保甲长囤积了大量的面粉。在永安自治市，保甲长对人们应得的配额收取每斤50法币的费用。甚至有这样的案例：官员用中国面粉将美国救济面粉调包，后者的出售更有利可图。

至于应急贷款，负责人似乎更青睐他们的亲朋好友。这些官员还向一般百姓收取高昂的利率而不顾禁止私自调高利率的法令。在衡阳，当地政府收到3000万法币的建筑贷款，这其中有1000万给了承包商，2000万失踪了。救济物资并没有用来帮助穷人，而是被富人、有影响的人、乡干部和保长垄断了。[49]

同样是在1946年，以上以及很多其他形式的贪污被《观察》甘肃兰州的通讯记者形诸笔端。甘肃省很多地区在前一年遭受了旱灾。官员们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宣称需要一定数额的救济基金（而实际并不需要这么多金额），并将该基金高利率贷给农民。以上案例发生在陇西县和渭源县。另一起事件涉及敲诈公共建设工程的劳动者。劳动者从临近的几个乡征来，修缮一段公路，以三天为一个单位轮班。说好每人工钱为法币3000元。等到发钱的时候，一名县干部对劳动者们说，他们能领取3000元，而当地国民党委员会成员和县政府的各部门的领导却拿不到一分钱。于是他要求每个人缴还1000元给党和政府官员，结果每个人都照做了。

在通渭县，县政府领导取出1000万法币的公共贷款，携款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部分这样的潜逃官员住在兰州，这一度是众所周知的，却没有人去调查。偶尔，一些村民集合在一起，进城想跟犯事者清算，但是总会有一个特殊的委员会紧急成立以维护官员们。当地老百姓于是知道了老话“官官相护”所言非虚，知道了所谓的民意无足轻重。他们还懂得了为什么县长的工资这么微薄却还有这么多人要费力成为县长。

然而，甘肃的农民至少有一次让官员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虽然最后没有改变什么。他们的抗议发生在1943年。一开始，这被认为是一场匪乱，但是不久，政府不得不承认是一场民变。它开始于三个县——临洮、康乐、洮沙，随后扩展到榆中、定西、渭源和会宁。混乱变得如此严重，连兰州也岌岌可危。据说反叛者的行动和口号（其中一条是“反抗饥饿的自由”）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杀死保长、甲长和乡长，然后转而攻击县长、其他官员和到该地开采资源的外地人。但是叛乱最终被镇压，接下去的是一贯的处决和惩罚。除了杀掉了几个官员，一切又变得和以往一样了。一些官员甚至在叛乱中又捞了一把。当地老百姓害怕自己被牵涉到叛乱中，为了不被指控，对上头又不免打点一番。[50]

相似的农民叛乱的故事也发生在1946年上半年的浙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活跃在这一区域。反叛的农民将矛头指向串通日军的乡、保和甲官吏，他们这回采取的行为模式与共产党在一些区域采用的做法相似。然而，叛乱依旧带有传统农民起义所有的特点，所以看上去似乎是老百姓被逼到承受极限之外的自发反应。[51]根本问题是农村的贫困在那一年恶化：许多村庄都接近饥荒状态；为了供养返回执政的国民党，对大米、食物、钱和劳动力的征收也变本加厉起来。农民们抱怨：中国政府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和日军占领时他们所承受的负担没什么差别。[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