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第2/6页）

在这一时期，政府公务员并没有积极地参加反政府的抗议活动。除了写信给报社讲述他们的困境，或订阅《观察》杂志（假使他们买得起），公务员没有采取任何政治上有影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112]公务员和知识界一样，直到战场上的惨败最终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抛弃国民党政府。因此很难确定，他们的贫困除了导致腐败增加和工作效率降低，还对国民党政府造成其他什么不利的影响。但这些弊端造成的伤害或许已足够破坏政府在其他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了。但就公务员自身而言，他们对国民党和内战的态度与知识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嘉璈对当时局势的总结似乎是最精当的，他认为，公务员和教师的窘迫境况“在政治上十分危险，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左翼知识分子的倾向”。[113]这段话的含义是，内战时期严酷的经济现实加剧了这一阶层原本就危险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如果这一观点属实，通货膨胀对政府造成的最主要政治伤害或许并不是政府由此失去了城市中靠薪水生活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如果要下一个最后的结论，政府为经济管理不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印发钞票填补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诸多错误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对政府来说，这一决定最严重的一个后果或许是，决策者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可以不付任何代价解决财政问题。大量印发钞票以及持续地依赖外国援助，[114]的确帮助政府度过了抗战时期，但这些措施也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在抗战时期，通胀就已经开始了，要想遏制这一趋势，政府必须彻底和全面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管理方式。因此，毫不奇怪，由于缺乏进行这样的改变以及做出相关决策所必需的经验，政府在对抗共产党的战争中采取了同样的经济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做加速其经济状况恶化之外的任何事情。

更具体地说，“二战”之后，中国工人突然摆脱了日本人八年以及此前十年国民党的约束，通货膨胀正好为他们反抗政府控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理由。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政府无法像战前那样重新控制工人。在日本投降后的最初六个月里，政府充分认识了工人的破坏力量——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工人们常常无视官方的法规和程序，并最终免于惩罚。政府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根据生活成本的上升自动调整工资的要求。

政府的妥协不仅加速了工资—物价的上升，而且破坏了政府与工商业的长期联盟，而这一联盟此前一直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之一。为了平息劳工骚乱，政府屡次妥协，这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退让致使生产成本大幅上涨。高工资只是诸多问题之一。政府不能赢得内战是因为它要为几乎所有问题负责——不仅是因为通胀本身，也是因为政府没能有效地降低通胀对人民的损害。这些问题包括：购买力普遍降低导致的需求减少，不合理的商业税和生产税，最后是1948年8月灾难性的改革。上海商会和上海工业协会终于无法忍受，开始公开谴责政府的政策。

同一时期，工商业和普通民众开始用更具体的方式表示他们对政府缺乏信心。商业界和金融界拒绝购买政府发行的债券。公众不敢把钱存进银行，四处寻找其他的投资方式——这种做法是很容易理解的。私人借贷机构毫不理会政府的规定，它们的利率超过了中央银行批准的最高利率。在实施紧急经济改革的1947年和1948年，商人们拒绝向城市供应商品，因为城里的市场价格受到了政府的限制。企业家热衷于囤积居奇，因为这么做比从事正常的商业贸易和生产经营更有利可图。结果是生产下降、企业破产以及失业率的上升。

总之，政府在经济上的糟糕表现导致了以下后果：工人运动重新兴起，并且不再受政府控制；1947年的经济衰退——失业上升的恶性循环；政府与工商界关系恶化；公务员的贪污腐化以及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对；由于政府没能有效减少通货膨胀的损害，国民党的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质疑，这一质疑反过来又加大了政府控制通胀的难度。因此，政府的命令和改革措施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哪怕人们知道对于反抗共产党而言，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充分合作以及最大程度的牺牲才能渡过难关时，它的权威恰恰削弱了。

[1]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20—21、29—30、33、64、162、299页。根据一项估计，军事开支占到1941—1948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6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第155页）。想了解1945年前的国防开支情况，见杨格著《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第16页以及周舜莘的《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