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怒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1]

乔治·马歇尔将军，在美国调停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的努力失败后写下了告别声明，里面提到，只有自由派通过一定途径在政府中掌权，中国的情况才能被挽救。不管其出发点是多么的善意，该建议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自由主义者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他们首先是知识分子，其次才是政治家。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想在政治环境中存活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源，他们却没有。但是在国统区，自由主义是在知识分子[2]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潮流，它所引起的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几乎与共产党对政府的抨击一样，掀起了轩然大波。

曾经有人说过：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西方传教士教育，大部分教师和教授在欧美接受了先进的训练，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实质上就是西方概念中的政治自由主义。[3]不管出于什么原因，20世纪40年代末，如果说在政治领袖中仍未推而广之，知识分子中间已非常稳固地形成了一种现代自由主义风气。就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学生反战运动能够按前文曾提及的形式发展起来。学生走上街头，自发制造声势，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将细节上进行学术论证的任务留给了他们的师长一辈。师长们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和评论，它们显然是学生行动主义的中年版本。

在20世纪40年代末，知识分子将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些报纸和杂志上。这些报纸和杂志拥有各自的读者，也同样吸引了国民党当权者和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是尽管受到骚扰，内战期间最为广泛阅读的自由刊物却得以完好生存下来。它们是《大公报》——这是一份日报，在上海、天津和香港都有各自的版本刊行，[4]以及《观察》——一份上海发行的周刊。很多人认为《大公报》能够免于受到政治迫害，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全国报纸中处于领军地位，还因为它与国民党“政学系”关系密切。[5]

另一方面，《观察》成功的秘诀，自始至终是个谜。虽然不时受到右派和左派的攻击，《观察》总体来说成功地维持了它作为“不迎合任何政党，持有自由政治意见”的独立杂志的可信度。它也被认为是20世纪40年代末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些原因，还由于它是一份表达政治意见的杂志，它的大多数文章是大学教授撰写的，所以这里将《观察》作为研究内战期间国民党地区知识分子政治主张的主要信息来源。[6]

《观察》的创办人和主编是储安平，曾经在英国留学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杂志在1946年9月1日创刊，从此以后每周发行，直到1948年12月24日被中央政府查封，罪名是帮助共产党。在存在于世的两年零四个月间，杂志的受众稳定增长。到1948年末，它的发行量据称有6万，而它的实际读者数保守估计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观察》在全国发行，四个城市（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占到它的总订阅量的20%。据一名前北平居民说，杂志如此受欢迎，甚至在家附近小巷停车的一小群黄包车车夫经常在等顾客的时候也阅读该杂志。然而，有文化的黄包车车夫很大程度上是北平独有的现象。根据《观察》自己的数据，它的读者全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老师；政府人员，包括中下级的公务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7]

谈到这份杂志的成功，储教授骄傲地讲述：1948年夏，参加清华、南开、北大入学考试的学生在回答一道时政题——写出对他们经常阅读的一份报纸或杂志的评论时，大多数人都以《观察》作为回答。[8]到1948年，《观察》的军事报道——据说是国防部内部透露的消息，作为公众唯一能够得到的、准确报道正在进行中战事的消息来源而扬名。当它在1948年底遭禁时，少数评论者为杂志写了挽词，其中一位写道：超过10万的《观察》的忠实读者现在更加确信国民党没有未来。他总结道：“‘储安平教授时代’已不得继续存在，可以说这份杂志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一刻仿佛是现存秩序的最后五分钟，再多的言论已显得毫无必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