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3/7页）

依据要求，中小学也必须教授类似的课程。教育部会对学生的再教育情况进行专门检查。学生只有在再教育课程的考试中取得及格分数，才能继续上学。那些在日军占领期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必须参加笔试形式的三民主义考试，通过考试之后，他们的文凭才会被承认。同样，教师也要参加专业能力以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

人们争论的不仅仅是再教育计划本身，而是政府使那些接受再教育的人蒙上了污名，让他们感到耻辱。在宣布这一计划时，教育部声称，所有曾在日占区学校上过课的学生都受到了敌人宣传的腐蚀，只有当这些学生接受了再教育，思想得到净化之后，他们才可以继续下一步的学业。

政府对教育部的做法表示支持，政府官员将那些被强迫“清洗思想污点”的青年称作“伪政权学生”。[106]一次，一个“伪大学毕业生”代表团找到委员长北平行辕的秘书长，对政府规定的强制性考试表示抗议。这位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有两重不幸。首先，在日本占领时期，他们留在了北平。其次，他们家境贫穷，上不起北平三所私立大学。[107]由于日占区的私立学校相比于公立学校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较少受伪政府的干预，因此私立学校学生并不需要接受那么严格的再教育培训。

政府的“再教育”政策激起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市民精英都表达了他们的愤慨。其中包括燕京大学的校长、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他随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如果说伪政府学校对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唯一的影响就是在那里上学的学生变得更加抗日。他还指出，政府这么做是自绝于年轻人，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共产党那一边。[108]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来表达不满。最早的示威游行是由前面提到的北平“伪大学”毕业生发起的。这些学生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当局“合理对待”光复地区的学生。校友联合会就这一问题与当局进行了交涉，并组织了一次学生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北平当局最终同意修改一系列规定，取消了原来的笔试考试，但学生仍要完成一篇有关三民主义的阅读报告以及不少于两万字的本专业论文。北平的大学生接受了新规定。但那些毕业的学生则无法接受，声称他们仍在为不应由他们负责的事蒙受耻辱。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并创办杂志，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109]

12月下旬，青岛一所学校的教师被当局枪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向一群此前在伪政府注册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开枪，造成了这一惨剧。这些教师和学生当时正在张贴告示，向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强制性的考试措施。枪击事件后，青岛的所有学生都开始罢课，他们得到了青岛市民和其他城市的大力支持。[110]

12月31日，天津的几千名中学生在市教育局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示威，抗议当局的甄审活动。政府最终在六个方面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政府不再对天津的学生和教师进行特别考核。[111]同样，在上海，学生和教师日益强烈的不满也迫使当地的教育部门向教育部请示，要求适当地放宽“再教育”计划。一家上海当地报纸指出，当局至少应该不再使用“甄审”这个词。这个词的废除将极大地减少光复地区学生和教师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

尽管如此，在第二年夏天，中央政府仍然要求光复地区的各省对日据期间登记在册的所有中学毕业生进行考核，重新确认他们的学位资格。然而，此时许多地方的考核只是一种形式。例如，在河北，这种考核只要求学生提交一篇三民主义的书面报告、毕业证和本人最近的照片。那些报告和记录被认为合格的学生可以拿到正式的文凭，没有合格的学生将接受再教育。如果学生拒绝参加考核，他的中学毕业证书将不被承认。[112]

青岛的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天津的一家报纸对这些措施引起的愤怒进行了总结。抗战胜利后，光复地区的民众开始感到，和撤到内地的人相比，自己被政府视作了二等公民。从内地返回的第一批接收官员的做法加深了这种感觉。接收官员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这些有权势者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他们在任何方面比当地人优秀。然而，正是这样一些人，可以对本地教师和学生进行随意的裁决，并在他们的履历上加上将伴随他们整个职业生涯的污点。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很自然会表示强烈的抗议。一家报纸评论道：“鉴于青岛事件的教训以及光复地区人民的心理，我们希望政府不要只想着审查教师和学生，而要多考虑考虑官员的腐败和其他更重要的事情。”[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