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

由于前日本占领区在战争期间受到的实际破坏相对较小，因此日占区，也就是光复地区，在战后原本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工业生产，从而抵消内地经济萧条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接收官员的渎职腐败，不仅内地经济萧条，光复地区的经济也经历了几个月的停滞。

经济停滞

1945年9月下旬，代表政府的《中央日报》报道，光复地区的经济混乱与战争胜利和接收人员的到来毫无关系。这种混乱“完全”是由日本统治的“余毒”造成的。该报继续评论道，“他们（工人）目前的处境十分艰难，因此一些单纯的人对胜利的意义产生了怀疑。”[85]一个到中国东北和华东考察、并在11月初返回重庆的苏联人声称，上海90%的工厂都关闭了。[86]一家天津本地的报纸报道，该市90%的工厂已经停产了。[87]

社会部社会救济司拟订了一个为失业和低薪工人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的救济计划。但失业工人太多，政府无法保证每个人都领到补助金。据估计，到9月底，仅在上海地区就有20万至50万人失业。政府的接收一下子成了引发工人骚乱的温床。在遭受了多年——包括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压迫后，工人突然挣脱了政府的控制。失业工人要求领取救济金和遣散费，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似乎是无限长的困难时期。抗议和示威越演越烈。那些没有失业的工人则强烈要求增加工资，因为他们拿到手的伪币正在快速贬值。

9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宣布所有煽动罢工和劳资纠纷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工人被要求遵循法定程序寻求救济。[88]但罢工和示威游行仍然在持续。最终，到11月中旬，上海宣布了戒严令，所有的罢工都被禁止了。当时，上海6家主要百货公司、上海电车公司、法国电车公司、邮局、上海电力公司的员工都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然而，一年后，经济部宣布，从日伪那里接收的大约2411家工厂中，只有852家恢复了生产。[89]官方媒体并没有再次声称，这种状况是日本统治的余毒造成的，而是将原因归结到军事局势引起的原材料短缺和运输困难以及廉价外国商品进口对国内商品生产的冲击上。

但是其他媒体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日伪企业新的所有者很少为了扩大生产而投资。许多人在1946年4月之前的上海拍卖中买到了50至60家工厂，他们所做的只是拆下并卖掉工厂的机器。[90]正如前文介绍的，这类事情在其他地方也经常发生，进一步加重了接收官员的腐败造成的经济混乱。投机者则利用混乱的局面，抢购商品，囤积居奇。1945年9月和10月，大量日伪资产被当作商品，进入了市场。主要的经济罪犯据说是当地的商人，他们试图和最早到来的接收官员一起抬高手里商品的价格。

尽管如此，工业生产的停滞并不是想赚取暴利的投机者引起的。他们只是经济混乱的表象，而非原因。光复地区的市场恶化到了这样的程度，出售工厂的机器要比生产商品更有利可图。到1946年年中，经济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导致经济恶化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将在第四章具体讨论这些原因。但是，在战争结束的初期，造成光复地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接收政策，这一政策要求关闭所有日伪工业企业，并禁止调用日伪仓库中的所有原材料、食品和其他商品。这样，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价格下降之后，伴随着各种商品的大幅减产，物价开始飞涨，黑市活动日益猖獗。从9月9日到10月19日，有记录的商品价格上涨了100%到200%。[91]

汇率

政府在前日占区的不同货币区确定法币和伪币的官方汇率时显得过于迟缓。[92]政府用了六个星期才在华中地区公布法币对伪币的官方汇率，在华北花了三个月，在东北的时间更长。《大公报》报道，投机者带着大量法币来到货币市场混乱的光复地区，光复地区的汇率差异极大，甚至在一个货币区，汇率都会有所不同。例如，9月14日，汉口法币和伪币的汇率是1:40，上海是1:150，南京则是1:200。[93]到9月26日，上海的汇率已经上涨到1:250。汇率的上涨使商业资产和个人储蓄的价值急遽地减少。南京和上海的商人认为这是“内地的资本入侵”。作为回应，商人们提高了商品价格，希望直接涨价至少能部分抵消伪币贬值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面对混乱的市场，还有一些人干脆自己也进行投机。11月上旬，据说“大部分”官员和商人的资本都被用来投机。当时，天津伪币与美元的汇率是700:1，上海的汇率则达到了1500:1。据说投机者频繁地在这两个城市间往返，在天津购买美元，然后在上海卖出。[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