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2/7页）

一直到9月27日，政府才公布浙江—江苏地区法币对伪币（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官方汇率。政府强行将这一汇率定为明显过低的1:200，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在北方，政府直到11月21日才公布法币对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汇率。这一汇率被定为与黑市汇率相近的1:5，反映了中央储备银行货币的实际价值。[95]

另一方面，上海地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了。《大公报》指出，目前的汇率相当于直接没收人民的财产，让江苏和浙江的所有中产阶级破产。该报认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将国家最富庶的地区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96]

在10月10日（国庆日）这一天，零售商宣布商品价格全面上涨并缩减了营业时间。同一天，上海市长发布了两条公告：禁止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以及要求当地工厂恢复生产。但这两条公告收效甚微。许多商店不愿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干脆停止了营业。10月17日，上海各大百货商店都减少了营业时间：商店中午12点开张，下午2点关门。上海商会正式要求市政府允许大范围上调物价，以弥补过低的汇率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有些商人甚至质疑，价格的上涨是否足以弥补他们遭受的损失。到10月19日，他们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响应。[97]价格开始继续上涨，民众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糟”。[98]唯一受益的似乎只是那些接收官员和少数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家。他们不仅在接收过程中获益，接收时期以后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直接参与也让他们捞到了大量好处。[99]

一家天津的报纸将内地来的接收人员和其他官员称作“新权贵”。他们只关心金价、服饰、房子、汽车，瞧不起所有留在日占区的居民。该社论指出，最开始，天津民众感到问心有愧，后悔没有跟随中央政府一起撤到内地。但在目睹了接收官员造成的混乱之后，人们不再有任何内疚感了。[100]

在台湾和东北，接收官员傲慢的态度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被日本统治了多年，至少在台湾，当地居民已经十分适应外来者的统治。[101]台湾民众根据他们最初所受的对待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新台湾省长陈仪领导下的接收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敌意最终导致了1947年2月的暴动。[102]

在东北，一家沈阳的报纸表达了人们对新政府的普遍不满，该报指出，一些“短视的人”错误地把东北视作一个“特殊”地区。但当前大部分东北居民实际是山东人和河北人。他们讲汉语，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且热爱中国。他们被日本人压迫了14年。但日本人走后，新来的统治者仍然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该报总结道，这些新来者并不比当地人高贵，他们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机者。[103]

在其他光复地区，这种优越感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政府的教育“复员”政策中。“复员”政策在光复地区激起的反对可被视作未来四年政府与整个学生群体相互敌视的前兆。日本投降后，在要求惩治所有汉奸的同时，民众还普遍要求惩处“教育界的叛徒”，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伪政府教育官员。在战争期间，中国最知名的大学选择跟随政府迁徙到内地。这些学校的师生所遭受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存在一种普遍的情绪，政府应给予这些学校适当的帮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处罚留在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占领地区的机构。[104]

因此，在光复地区，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该地区师生在政治上的“复员”。几乎没有人对这一目标提出异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并不具备成功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敏锐性。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提醒政府注意“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制定的针对日占区学生的再教育计划可能引起新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一定不要让他们觉得遭受了区别对待。我们应尽可能让他们接受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使他们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该作者最后要求政府“严惩那些曾与日伪合作的人”，唯有这样，教育界才不会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政府不会惩处那些真正的叛徒，政府此前对其他行业人员的处理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105]

善后委员会是否记住了这些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教育部负责实施“复员”政策的官员并没有采纳它们。10月，教育部宣布在光复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临时的再教育中心。大学生将在此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国家重建”的需要，熟悉国民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再教育课程包括孙中山的理论、蒋介石的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和地理、时事以及军事训练。一些学生进入了这些在各城市被称为临时（或过渡）大学的再教育中心学习。其他学生则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在原来的大学学习三民主义、时事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