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4/9页）

关于中国共产主义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们有很大的争议，为了还原《中国的内战》在这一争议中最初的位置，本书被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国民党的衰败，第二部分则叙述共产党的兴起。第一部分关注的重点是城市问题以及市民生活：腐败、通货膨胀、学生和知识分子。第二部分的重点是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否应归因于农民民族主义，还是另有原因，人们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土地改革，或者说推行对农民土地、财产和政治权力的激进的再分配措施，要远远早于1947年。如果我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我或许能够更早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直到1974年，我关于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仍然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于无法发表。一开始对我的研究造成阻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查阅了许多1947年实施土地改革的文件，这些资料并不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已将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战争，尽管这一印象与所有传统观点和共产党官方的说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样动员和发动十分重要的华北地区的农民？由于这一地区地租普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拥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农，土地改革实际已经完成了。其次，詹隼认为，共产党是在放弃他们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后才获得了农民广泛的支持。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会在全面内战的关键时期重新采用这种冒险的做法？

最终，我又花了一年时间才解开这些矛盾，并且能够回答有关这段历史的主流研究中绝大部分问题了，论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将近100页。新的研究显示，共产党的取胜几乎与农民民族主义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农民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并不会妨碍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共产党对农民的广泛而成功的动员。给予本地农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产党获胜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到1947年，一个更大的变化是，共产党已经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让它在农村大范围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了。

我还比较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8]其方式是通过研究当时的各项条令仔细分析这些根据地制度的实际建立过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功是由某种单一原因造成的，无论这种原因是意识形态、组织运动、外国干预、人民贫困，还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认共产党的成功是因为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阻止的化学反应。这些研究强调，中国内战不取决于某种绝对和确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对性、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由战略过程和灵活性决定的。长久以来，上述因素被视作外国学说在中国农村扎根的必要条件（即使不是充分条件）。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能应对农村地区各种复杂环境和国内外险恶对手的必要的适应能力。在建设农村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得以重新夺取城市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那么它也可以是被解构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在逐渐减少。毫无疑问，这种认识上的趋同既与1976年之后中国的变化密切相关，也得益于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后，中国舍弃了毛泽东的许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阶级划分概念之上的社会目标和农村理想。附着在这些观点上的绝对正确的光环消散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毛泽东思想遗产注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追根溯源，毛泽东思想来自于我们曾十分仔细地分析过的中国农村。人们不再热衷于探求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农村取得成功了，大部分西方研究者将他们的兴趣转移到了其他方向。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最直接变化是中国重新“回归”城市。城市青年从他们下放的农村回到了城里；知识分子不再受到排挤，开始重新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人们不再被贴上阶级成分的标签；发展的优先次序得到了重新调整。读者可以根据这些趋势，并结合中国正在发展的新的政治秩序，重新评估相关章节中的内容。人们对农村革命的兴趣开始减退，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城市问题和城市居民身上。20世纪80年代，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中国知识分子发出的异议，读者由此开始关注早期持批评意见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早期的持异见者力图在日益腐败、行将崩溃的国民党和他们尚不了解的共产党之间保持公开言论的独立性。这些早期的独立知识分子对我们了解中国内战的历史仍能提供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