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6/9页）

因此，虽然我们的兴趣没有将我们引向其他方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以及越来越多地使用方法论，使得我们无法以更“保守”的方式进行研究。即使在资料相对充裕的今天，仍然存在类似的情况。正如我在书目文章中说过的，今天，人们对社会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术偏好既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可以说是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的门槛较低所造成的必然。相比之下，与军事和政治有关的历史材料则受到了最严格的控制，人们很难接触到它们。而对于中国内战的研究而言，军事和政治领域恰恰是最为重要的。

由于一直以来材料的缺乏，现在仍没有一部明确的用英语写作的介绍中国内战的军事史。事实上，也没有一部用英语写作的有关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历史，以及用英语描述的、将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专门历史。[15]由于我们接受了一个早先的传统观点，即政治拥有比战争更高的重要性，我们的问题和答案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这样，在我们完成模式化的问答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兴趣。我们仍然没能对战争双方、他们的政策，以及他们设立的政府机构进行明确的政治描述。由于有这么多基础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有关这段历史的老的争论既未结束，也没有继续发展，而是处于一种“尚无定论”的悬而未决状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样的问题被人忽略自然导致了许多奇怪的结果。例如，由于缺乏中国官方的权威记录，日本可以继续从自己的角度对中日战争进行修正主义的解释，并将这一复杂的历史遗产留给后人评判。农民民族主义这一设想可能是好的，但已经被推翻了。如果不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占领期间的军事成长做出必要的战略评估，我们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多次说他要“感谢”日本，也无法调和过去的学者关于毛的这一观点的争论。毛泽东通常承认日本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正是日本的压迫教会了中国人民怎样革命，并逼迫人民起来战斗。[16]同样未达成一致的还有关于下面看法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早年进行的国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在1937年至1949年之间，才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国民党开始经历持续的衰退，国民党自己的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这一结论。

这些观点留下了许多空白和并未完全解答的问题，为我们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选择的方向。这些观点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东方与西方”或中国与西方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看法的差异，以及中西方的交流互动是如何对新的研究造成影响的。目前，西方学者似乎刚刚从他们早期观点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似乎只有研究对外政策的历史学家才对中国内战保有持续的兴趣。其他的学者则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战争、政府机构、政党，尤其是社会和文化主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偶尔会显示出一定的偏向性，让人回想起以往的争论。但几乎所有新研究都集中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上，依照目前的进展，如果只靠西方学者自己的努力，恐怕几代人以后他们才会重新关注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17]

但随着西方和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日益频繁，甚至是不可避免，西方研究者可以得到的帮助大大地增加了。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认为国共两党的敌对和冲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前西方对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是因为同样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共产主义已经结束了，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国内战，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正试图实现自身的转型并对这一过程进行有效地控制，正如国民党在台湾所做的那样。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挑战是真实存在并正在持续的。同样重要的是，国共之间的争斗已经又一次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常态，双方“配合默契”，如同1945年的情况一样——尽管现在的环境更加复杂，双方的位置也发生了倒转。

50年之前，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已经发展出远远优于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技能。今天，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工作可能仍然是出色的，但由于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众多共产主义国家的垮台，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相反的方向转移了。20世纪的中国人——无论他们拥有怎样的政治信仰——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世界趋势”，因为整整一个世纪，中国都在以一种自觉、辩证的方式应对世界潮流。经过了过去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宽松，中国共产党自我调整的步伐越迈越大。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国是否会顺应世界潮流，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而是中国为自己设立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以及它要用多长时间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