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第3/9页）

研究进展到下一阶段，几乎所有主要的第一手资料给人的感觉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 Chun-tu）对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有关中国土地改革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并专门撰写了书目介绍。但他表达的仍是这一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在介绍的开始，薛君度用一种十分有把握的语气写道：“在解放区内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军事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农业政策。”[6]

但是，我接触的资料并不足以充分证明共产党的胜利和土地改革之间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研究很快就陷于了停顿，似乎进入了死胡同。我有选择性地阅读了许多可以找到的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文献，但这样的阅读甚至不足以让我就这一题目完成一篇质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论文，更不用说写出一篇揭示出军事胜利背后的社会经济根源的精彩文章了。只是在很久之后，当本书在进行出版前的校订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几乎所有人在最初都掉进了同一个陷阱，人们都把“土地改革”选做研究对象，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它，并接受了官方的说法，即这一改革是从1947年开始的。尽管我们并没有掌握多少具体的资料，用于揭示共产党的政治胜利和军事胜利之间的必然关系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划分方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关于国共实力消长的传统看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人们便得出了一种折中的结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所必须的条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经具备了。在随后的1945—1949年中，共产党只是将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最终的胜利，但这种优势只是一种附加的成果，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所需要的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础并不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还进一步剔除了外国政策的因素，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内战有着决定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义者愤怒地声称，是美国政府的无能让我们失去了中国。但新的观点认为，是否“失去”中国，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因此，我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自身的原则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军事。之所以这样，有几个原因，其中最现实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书的长度，我本人缺乏军事上的专业知识和兴趣，而且读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将推出的、从一般军事角度描写中国内战的著作。[7]

在划定了这样的“界线”之后，我不敢有把握地说自己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给出一个明确或理论上的解释。我并不打算写一部有关1945—1949年中国内战的政治历史著作。我的目标较为有限，仅限于对国共两党的政治表现进行比较，希望能为人们以后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个基础。我关注的重点在于双方政策的实施，以及这些政策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我并没有对共产党的兴起和国民党的衰落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种种争论，给它设立一个边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产党必然会获胜”这个更具争议性的问题的争论中。但我最终目标的确是通过分析和对比国共两党政治成功和失败的本质，建立一个可以让我们对1945—1949年这段时期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评估的标准。

当前的展望：中国的政治，西方的趋势

自从《中国的内战》在1978年出版之后，最惊人的事情是，对这一段历史，当代中国的兴趣与西方学术界有了极大的差异。由于种种原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转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间的这段历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于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国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强，并出版了数量惊人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国的内战》中文译本不过是方兴未艾的研究趋势中同类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学者还在为寻找这段历史的切入主题和灵感来源而烦恼时，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们对这一时期的许多专项历史进行研究。

中国内战的研究和西方兴趣的转移

如果读者阅读了《中国的内战》最初在西方的版本，将发现这一版本体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即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取得政权的。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共产主义可能造成的威胁不再那么敏感了，《中国的内战》将关注的重点转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国内战不再被视作是中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为20世纪中国超越传统的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早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