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雷颐

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湾、澎湖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几年内，国民党这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政治资本却丧失殆尽，在最后的国共大决战中惨败而逃。

为何最终如此结局？政治家有不同的思考与解释，历史学家当然有更多、更不同、更深刻的思考、研究与解释，有关论文、专著指不胜屈。美国学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即其中最重要一本专著。

这部五十多万字、厚五百多页关于“中国的内战”的专著，却几乎未提战争、军事。显然，作者认为在1945—1949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中，战争、军事并非决定性作用，所以本书的副标题是“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然而，所谓“政治斗争”，作者对国共两党的谋略、策略也惜墨如金。通读全书，作者的“政治斗争”指的是国共两党对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政策，对贫苦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学生、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可以称之为“社会政策”。然而在国共两党的“政权攻防战”中，彼此不同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广义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最终决定鹿死谁手的“政治斗争”。

本书英文首版于1978年，20年后，本书于1999年再版。在长长的再版前言中，胡素珊对相关研究在美国的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思想的变化都有详细梳理。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的结局，在美国曾经引起“为什么我们失去中国”的讨论，检讨美国政府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但美国学界不久就开始反思这种研究套路：中国本来就不是美国的，美国如何“失去”中国？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应从中国内在因素寻找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背景中，尤其是以农民为主、以农村为根据地、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背景，使有关研究都聚焦于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民族主义”新概念，认为通过领导华北、华东的抗日活动，共产党得到了人民广泛的支持。而且，中共不再是苏共的“复制品”，成为一支带有鲜明中国民族主义特色的本土政治力量。这种观点认为，动员农民要从利益入手，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农村实行“土改”，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支持共产党，“土改”是农村最大的动员力量。然后，进一步动员农民的有效方法是告诉农民，他们的不幸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反帝”，即民族主义，是中共动员农民并最终取胜的最重要原因。

对此，胡素珊不表赞同，认为共产党的取胜同“农民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她举例说，“土改”固然重要，但中国许多地方土地兼并并不严重，农民本来大都是土地所有者，从“地主”“富农”手中分得的土地其实有限。然而，她认为值得思考、研究的是，在土地占有多寡差别并不十分大的许多地方，“土改”依然非常激烈，对占地比其他农民多不了多少的地主和富农的批斗、镇压依然严酷。之所以如此，因为共产党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秘诀，甚至在地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但找到了破坏农村经济和政治权力系统的方法，还发现了如何动员农民支持建设一个新系统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地革命的主要作用是推翻现有的农村上层集团，无论是不是由地主组成。‘土改’摧毁了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权，是创造新秩序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的武装力量，保证了“土改”的进行和“土改”成果不被破坏。

相对于农村“土改”的“过激”，中共的城市政策显得温和得多。对城市中的“富人”——民族资本家、大小工商业者，不仅不剥夺其财产，还允许其发展。一些城市工人涨工资的要求过高过快，也并未总是得到新政权的支持。由于多数干部来自农村，一些城市出现的把农村对待地主、富农的方法带进城市对待资本家的现象，也迅速被制止。当然，私人经济活动，尤其是大城市的私人经济活动，新政权采取了种种办法将其渐渐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对共产党城市政策的细致研究，是本书亮点之一。因为几十年来，国内对以土地政策为核心的中共农村政策研究相当丰富，而对城市研究相对薄弱得多。本书对以往研究注意不多的张家口市做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张家口实验”是中共城市政策、管理城市的重要“实验”，通过“张家口实验”，共产党初步取得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张家口实验”与东北一些城市的经验，是1945—1946年中共城市政策起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