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三（第4/7页）

那时谁能猜测出最高领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呢？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为了中国更好更强大。多年来，在西南联大求学时期养成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赵广陵只是在内心里做得到。他在一群木匠中怎么能去谈“自由”与“独立”？更不用说在牢房里，想一想这两个词的本来意义。许许多多过去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现在已经成了“讳词”。这是赵广陵在经历反右以后自己生造的词汇——真是具有讽刺意味，为了说明某些再不能使用的词汇，必须又创造一个新词。就像为了消灭一个真理，再创造出一个真理一样。这些词和组成词汇的汉字都还在，谁也不能把它们从字典里抠掉，从汉语文字里消灭。但是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说它们，写它们。这种避讳还不是在封建时代因为皇帝老儿的名字中用了什么字，你就不能用，而是这些词汇现在是反动的、腐朽的、堕落的，有毒有害的，令人害怕担忧的，像一个风骚女人一样令正人君子避之不及。不仅从言行上要躲避，更要从思想上根除。满大街张贴的标语不是说得很清楚嘛——“狠斗私字一闪念。”但人们如何能做到没有“私下”的思想？又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风吹女人的裙摆，全世界的男人都为之侧目。可见思想自由多么可怕，脑子里跑马多么危险，因此必须加以改造，加以束缚。最彻底的改造方式，乃是从说都不要说，到想都不要想。遗忘不仅是消弭痛苦的最好方式，还是活下去的法宝。

家是不是被抄了呢？这是赵广陵在黑牢最担心的。在他被捕之前，昆明也在到处抄家了。但主要是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家。像他们这样的“黑五类”家庭，早被打倒过多少次，是“死老虎”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革命热情暂时还倾泻不到他们头上。他们的邻居、市商业局的白处长，运动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揪斗，也被抄家了，盆盆罐罐啥的扔了一院子。那天赵广陵下班回到家，还以为邻居家失火了呢。那个晚上他和舒淑文仔细梳理了家中还有没有“封、资、修”。红卫兵、造反派要打要砸的就是这些旧时代的东西，孔庙砸了，各处寺庙里的佛像也捣毁了，连昆明这座城市的骄傲——市中心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金马坊和碧鸡坊都拆了。一个家庭里要是还胆敢藏有过去时代的玩意儿，治你的罪、抄你的家是分分钟的事情。两人翻箱倒柜折腾了一晚上，翻出来的可能招祸的“封、资、修”只有一个耶稣受难的小十字架，一张圣母马利亚的图片，舒淑文父亲穿着西装系着蝴蝶结和她的一帧合影，还有舒惟麒过去在滇越铁路法国公司当总工程师时的一个工作徽章，以及一块绣有梁山泊与祝英台化蝶双飞的手绢，那是舒淑文和赵广陵相爱时送给他的信物。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舒淑文刻意保留下来的，她是天主教徒，她与自己的父亲相隔天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就是自己的初恋。都烧了。赵广陵冷漠地说，尽管他已经察觉到妻子脸上的失望，尽管他也看到舒淑文把这些东西在手里倒腾来倒腾去，就像舍不得送人的宝贝。最后舒淑文留下了那块手绢，说赵哥，这是我亲手绣给你的呢。一块手绢也犯不了什么事情吧？赵广陵着急地说，糊涂，你就没有看看报纸吗？《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都挨批判了。一块手绢人家也会说你是封资修。

从50年代开始，他们已经不断在清除家里旧时代的痕迹，该送的送人了，该卖的卖了，该销毁的也早销毁了。从舒父的那枚铁路徽章，赵广陵也想起了那包埋藏在“明梅”树下的勋章，照理说这应该比一块手绢、一枚旧时代的铁路徽章更危险。但奇怪的是他很快为自己找到保留它们的理由。谁会去挖一棵古树？那栽有“明梅”的巨大石缸，仿佛也已经在地下生根了，深陷在土里至少两尺。没有七八个精壮小伙子，很难将它挖出来。再说，在到处都是告密者的院子里，你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翻动出这段历史来？其实，在赵广陵的潜意识里，他现在不想去触动这段跟外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这包勋章你就是挖出来了，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扔到滇池里？那不如把赵广陵也一同扔下去。就让它们尘封在记忆的深处吧，就让它们和“明梅”的根须相依相偎，相互滋养吧。要是那些勋章所代表的抗日热血，能够滋润“明梅”再度绽放，它们一定也可以重见天日——自抗战胜利那年以后，“明梅”再也没有开放过，也再没有人关心它、为它吟诗作赋了。

一个人的珍藏，其实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果这一部分也被认为是有罪的，大逆不道的，那么，他要么毁灭自己的尊严，要么像耶稣背起十字架那样，走向自己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