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三（第3/7页）

送水送饭的窗口只有巴掌大小，平常是被封闭起来的。当每天一束光线像鞭子一样抽打进来时，便是送饭的时间。那光线会灼得他眼睛生疼，但他比渴望一点发馊的食物更渴望一丝光明；比渴望光明更渴望政府给他一个说法。他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想：我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造反派，我有历史旧债，但我已经坐过牢了，改造好了，还立功受奖提前释放了。我现在只是一个认真劳动的木匠，勋章是国民党发的，但那是为国家为民族抗击入侵者用鲜血和拼老命挣来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朝代，不视抵抗外侮的人为英雄？

可是在深渊一般的黑牢里，他的时空再度被扭曲，他已经彻底丧失了方位感、时间感。他现在如何能保护自己的家？他只祈愿这再一次的磨难不要又给家庭带来什么灾难。他已经失去两个孩子了，他不能再在乱世中又添丧子之痛。他的痛，其实更多的是痛妻子之痛。舒淑文每丧失一个孩子，都要大病一场，半年都恢复不过来。人也神经兮兮的了，孩子在外面跌了一跤身上破点皮，也会让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仿佛这一跤是摔在刀刃上。豆芽已经是个十六岁多的半大小伙子了，她还坚韧地给他规定着诸多不准。不准下河游泳，不准上树爬墙，不准吃生冷食物，天一黑就不准出门，连自行车也不准他学。母子俩为这不准那不准经常吵架，开初舒淑文还可以靠棍子弹压，但在豆芽十岁以后，她的棍子常常被儿子一把夺过来撅断，舒淑文就只有哭了。赵广陵也理解，在一个经常没有父亲的家庭里，母亲要么是母老虎，要么是受气包。

再陷囹圄的赵广陵那时根本没有料到，这场从批判一出戏（《海瑞罢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会演变成整个民族的灾难。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巨手一挥，就把红卫兵发动起来了，赵广陵认为毛主席真伟大，要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学生嘛，总是民主运动的先锋。一个人民领袖都敢于贴出大字报来，支持学生运动，真是气吞山河、举重若轻的大气魄。蒋介石就没有这样的治国韬略，因此在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从来都不讨学生喜欢。谁失去青年，谁将失去未来。自推翻清王朝以来，中国的学生就没有像今天这样扬眉吐气过，撒野狂欢过。当年不管你是爱国反帝的，争民主反饥饿的，上街闹运动的学生总是被屠宰的羔羊，总是流血事件的主角。但你看看新社会，学生运动一来，一切显得多么气象万新、朝气蓬勃。位高权重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被打倒了，报纸上众口一词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普通老百姓才知道原来中国那么多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连国家主席都想搞资本主义，元帅将军都是反党集团。世事乱象真让老百姓皂白不辨了。不过，国民政府时期那些纵横天下、上下通吃的“四大家族”以及贪官重臣，蒋介石可曾掀翻过他们中的一个？他可曾允许学生去革他们的命？因此他不得民心。国家不是哪几个家族的，国家是人民的。如果几个家族就统治了中国，那中国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得了。因此毛主席要把那些大高官打倒，让他们在成为大家族的萌芽状态时就灭了它。“削藩”嘛，哪个统治者都会这样做。赵广陵甚至想，蒋介石要是在四十年代像毛主席这样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说不定他还不会垮台得那么快呢。这个念头一闪时，自己都被吓一跳。你这个旧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还想回到过去吗？不，不是想回去，而只不过是有点联想而已，就像怀想一个旧日的恋人。但这也是有罪的。难道你娶了舒淑文，还在想她的姐姐？这既不道德，也有罪。罢了，“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赵广陵自己也承认，他的改造还不彻底。他还在个人的世界里顽固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就像打死他也不会承认远征军是“伪军”一样。云南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文革”烈火大规模地烧到这个边疆省份时，已经是这场运动的第二年了。成为留队人员后，赵广陵恢复了每天读报的习惯，认真在报纸的社论、口号、批判文章中找自己活下去的方向。开始他认为这是中共上层的革命，是文艺界的革命，跟他这个木匠没有多少关系。可是他忘了，反右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还不是被网罗进去了。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生存环境越艰难的人，侥幸心越大。哪个不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是你越想平安，就越容易忘记危险。因此当赵广陵看到上至监狱长、政委，下至劳改农场的场长、车间主任都被打倒时，他才开始担忧起自己来。城门失火了，他这种池子里的小鱼安得逃生？他有反右的教训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就是战场的硝烟味，它们已经扑鼻而来了，席卷整个中国了。在这个管理严厉有效的社会，你无法躲避，无处可逃。当年赵广陵还是犯人时，有个同改逃了三次，三次都没能逃出去一百公里远。到处都是眼线和耳目，到处都是警惕性很高的革命群众。管教干部有时带犯人们上山采茶伐木啥的，他们只需在山下喝茶打牌，到了傍晚收工时，等着点名收队就是。苍茫大地上到处都是路，但每一条路对想逃的人来说，都是绝路。那时期赵广陵感到自己是在人头汹涌的狭窄山路上，被人推搡着往前走，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悬崖，你想找个清静处是绝不可能的。多少人被推下悬崖了，多少人被裹挟着往前赶，不知道方向，也不知道下一个跌下悬崖的人是不是自己。他唯有小心再小心，批斗会上一言不发，装聋作哑；风云人物走马灯似的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只是埋头干活，比一个还在服刑的犯人还老实。有人来叫他“同去、同去”造反闹革命，他都是苦笑两声：“我们这种人……”其实他在很早就得出了结论：局势失控了。他回家时跟舒淑文说，毛主席身边不是出了国民党特务就是出了大奸臣。带兵打仗的人最怕的就是自乱阵脚，相互拆台，军官士兵之间互相打黑枪，这样就离大溃败不远了。我不指望比别人躲得更远，只想如何保护好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