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湖堤上的“辩证法”（第2/5页）

赵广陵收了拳头，恨恨地说：“陆杰尧，你记着，你欠我一条命。”

陆杰尧愣愣地望着赵广陵，不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被宣布判刑七年以后，赵广陵终于结束了长达九个月的审查期，被移送到昆明近郊的一所监狱里，开始正式的监狱生活，实际上就在监狱的劳改农场参加劳动。在赵广陵看来，这有生活气息的劳动比漫长的审查交代强多了。你终于可以不写交代材料了，你终于可以不用为揭发别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了，你也终于不用过遮遮掩掩的日子了。你可以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你还可以和狱友聊天、苦中作乐，找到惺惺相惜的安慰。人原来那么容易被孤独打败，蹲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接受审查，在白纸上抓屎糊脸自我践踏，人的尊严太容易丧失，人的精神太容易崩溃，人的灵魂太容易扭曲。在审查的那些日子里，赵广陵的生活希望和精神依托，是借助天窗外面一枝伸过来的树枝，看着它碧绿的树叶慢慢地变黄、枯萎、凋零，成为干枯的枝桠，然后又在漫长而坚韧的期盼中，守着它发出新芽，长出片片新叶。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啊。

曾经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妻子舒淑文的那张脸。但等到在监狱里第一次获准见家人时，这生命中的风景已然憔悴毁坏。赵广陵在笑，舒淑文在哭。赵广陵试图用自己的笑抹去舒淑文脸上的泪。他说我现在很好，跟在外面一样凭劳动吃饭。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偿还自己的历史债务了。你想想，你欠了人家的债，总不去还，那债就永远压在你的心上。现在我还债有期，就像新的生活开始了。解放那么多年，现在我才明白，我这样的人，重新做人要从监狱开始。但起点对了，就有希望。

“豆秧死了。”舒淑文一句话就击碎了赵广陵所有的希望。他刚才发自内心的笑僵在脸上，竟然一时收不回去，让他自己羞愧难当。在他被带走前，豆秧始终是病恹恹的，尽管也三天两头地跑医院，西医、中医都看过了。赵广陵甚至还宽慰舒淑文，劳动人民的娃儿嘛，养得贱，长大了体质就好了。

舒淑文头发凌乱，面容枯槁，穿件阴丹蓝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烟熏火燎的痕迹，残羹剩饭的污渍，孩子遗留的泪痕，家庭生活的凌乱，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个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