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枪口下的大师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赵广陵在离昆明二百公里的一个小乡镇上读到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来的《最后的演讲》时，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从战场上遭受重创的伤兵，难以想起受伤前自己的奋然一跃，遭受到的猝然一击；以及为什么会在醒来之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师为民主死矣！杀吾师，实乃杀苍生，杀民心。

萧瑟秋风中，噩梦醒来，树叶飘零，回忆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阴晴无定，时而乌云翻滚，阵雨骤来，时而阳光普照，凉风习习。就像当时中国的局势，黑云压城，腥风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赵广陵暂住在城西门外一个不大不小的客栈里，这里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这样衣裹硝烟、满身战伤、军不军、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层军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身佩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勋章，却不敢怀揣英雄还乡的梦想。战事让这些从前的抗日军人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前途深感渺茫。

一个晚上，赵广陵在小酒馆里和几个老兵喝酒，忽然看见第8军的一个上校团长走进来了，他当时想糟糕，这下躲不掉了。不想这个老兄主动抢上前来打招呼，还好像不当回事地问：兄弟，别来无恙？赵广陵定神一看，这家伙哪里还有团长的威风，跟一个昆明大街上打流跑滩的混混差不多。赵广陵连忙让坐请他首席。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要说到部队上的事，赵广陵问：“张团长，你的部队呢？”

张团长轻松地回答说：“阵前反水了，我的副团长竟然是共产党，一下拉走了我两个半营。老子本来有机会一枪毙了他妈那个巴子的，但一想送给共军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算是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嘛，就对我那兄弟说，到老共那边帮你大哥美言几句，说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妈那个巴子，这仗打的。”

当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时，战争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像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而读书，考试就是儿戏一样。那天在一起喝酒的两个老兵也是远征军，只不过他们是驻印军，跟随孙立人将军一路从印度雷多打回中国，他们那时是喊着“回家”冲锋，可没想到回到国内了不但回不了家，还要打共产党。因此他们也像赵广陵一样，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复员证，胡乱填一个名字就从战场上脱逃了。国家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军人不但没有了尊严，还充满了背叛。

张团长递给赵广陵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