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山东战场 （交代材料之二）（第4/6页）

但李弥军长却还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颗星，晋升我为中校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战室，说：“廖营长，你差我一个娄子。”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问：“军长，我没干什么呀。”

李弥军长诡秘地笑笑：“军人什么都不干，国家养兵做什么？给我捅娄子去。把你上次丢的那个村庄给我夺回来。”

我就不明白了，“军长，国共不是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了吗？你让我去打共军，这娄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娄子捅得越大，上面越高兴。”他解下腰间的皮带，丢到作战桌上，让我跟他到地图前，指着我撤出的那个村庄说：“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说。你以为共产党会像大学教授那般爱和平？别相信停战协定上那些文绉绉的屁话。”

命令下来了，我营以一个加强连配属两辆装甲车、五门山炮进攻那个叫深水井的村庄，另外两个连策应。据情报和我自己的判断，那里只有共军正规军的一个排，还有一些不值一提的游击队武装，连炮都没有一门。我估计从发起进攻开始，一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我希望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开枪开炮，把装甲车直接开到八路的房子前，让他们起床走人。

但这是我八年的军旅生涯中最丢脸的一次战斗。我方部队在凌晨攻进深水井村后，忽然遭到共军足足一个团的反包围。天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显然人家早有防备。李弥军长有句话说对了，停战协定都是他妈的“文绉绉的屁话”，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彻底踩在了脚下，才会有真正的停战。我开着吉普车，冒着蝗虫一样飞舞的子弹，带着增援拼死营救，最后只救出了上尉连长陈济民。一个加强连啊，二百多号弟兄，都作了内战的第一批冤死鬼。

我号啕大哭，自受伤以来，我以为我已经不会哭了。跟日本人打时，心中只有恨，从来没有泪；而跟共军打，我只感到冤，感到耻辱。“一觉醒来，和平没有了。”这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当时说的话，各大报纸都拿它做标题。我就是那个让梁漱溟先生在“一觉醒来”痛失和平的人。

军部军法处的宪兵一根绳索把我和副营长高舜、上尉连长陈济民绑了，直接送到军部的拘禁室。据说李弥军长暴跳如雷，亲自下命令逮捕了我们。军事法庭的审判很迅速，不过是走了一次过场；结果很干脆：枪毙。

好吧，既然都在干阴间的活儿，这一天早晚都会来到。不是死于阵前，就是死于军法，这是当兵的人的不二选择。只是作为一个军人，背后挨一枪，已是莫大的羞耻，况且还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人绑着行刑，况且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一记耳光！别忘了，我只是个用自己的屁股当脸的人。

有负苍生，死有余辜；身名俱灭，为天下笑哉。

行刑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早上八点。晚饭很丰盛，有酒有肉。但我们三人谁也吃不下一口。陈济民还在泪水涟涟，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连队的弟兄。他说营长，二百多人站成队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尸山啊！这个刚从陆军大学毕业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时没捞着放一枪，却不幸成为第8军参加内战打响第一枪的倒霉鬼。还有比这更不走运的人生吗？

那个夜晚阴风惨惨，星光黯淡。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回忆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锥心的痛，比我当年在美军医院苏醒过来时更为难受。如果一个智力还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干了最糊涂、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闯下弥天大祸，并注定成为人生耻辱污点、遗憾终生的话，那么，毁一次容，就已经是上帝最轻微的惩罚了。我为什么不战死在抗日战场呢？那样还落得个抗日英雄、为国捐躯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运了。

晚上九点，李弥军长提着两瓶酒和一包美国牛肉来到我的囚室。他不来，我也会请求见他一面，将心中未竟之事托付于他。至少，我们还有一段生死情谊吧。李弥军长让副官和卫兵等在外面，给我斟满酒后，冷冷地说：“是老头子的侍从室下的命令要杀你们。你要知道，这一仗他们一直在盯着。”

“不用解释啦，军长。我只求速死。”

“兄弟，不打这一倒霉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长。”李弥军长喝了口自己碗里的酒，“宪兵从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泽东的书，《论联合政府》，这些书也是你这样的国军军官看的？你跟我玩什么把戏？”

“毛泽东还和委员长一个桌子上吃过饭喝过酒呢，军长。我读一读他的书也罪不该杀吧？和平、民主、统一、团结，实行宪政，军队国家化，不打内战。共产党在提，国民政府也在提，全国的老百姓都在翘首盼望。我以为我们马上就要和共产党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我们还在这里刀兵相见自相残杀，天理难容啊军长！”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