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决意崩溃（第3/4页）

至迟从斯大林格勒和战争发生转折以后，他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掺杂着因失望而产生的对德国人的仇恨心态。这种动机决定了最后阶段内所有战略的制定，从多次拒绝建立阻击阵地来抵御敌军将要发起的突破，到发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阿登山进攻战。为发动这次进攻，他从东线撤回了大批的军队，为的是借“来自俄国人的威胁”，来振奋早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百姓的抵抗意志。两年前他就说过，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让四十岁的人也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在与东方的战斗中阵亡，比起输掉战争后任人宰割或沦为奴隶当牛做马毕竟要好得多”。现在，他极为生气的是，这些人在西线干脆搬开了阻止坦克前进的障碍，置所有的惩处命令于不顾，在窗口挂起了白旗，整个军团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奇耻大辱！”剩下来的战争，越来越成为对自己人民的惩罚。就像他在大约四年前所保证的那样，“消亡和被消灭”，至于他自己，则会听从生存斗争的“永恒法则”，竭尽全力为此做出他的贡献。

根据所有有根有据的判断，这种热心推崇的毁灭性意愿，是希特勒直到最后仍然维持着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证人描绘的年老体弱的现象——弯腰曲背，走起路来吧嗒吧嗒拖着两条腿，说话的声音日渐疲惫，与同一观察人曾看到的希特勒意气风发时的优雅姿态判若两人，成了——像地下避弹室的一位所说的那样——“一个猛吃蛋糕的瘦猴”，但仍一如往常那样能施以强烈影响，享有不可动摇的权威。三月中旬，但泽的纳粹省党部头目福斯特来到地下避弹室，走进第一进房间，他就惊恐又绝望地告诉大家，俄国人挟强大之军队及一千一百辆坦克，已经出现在宣布为堡垒但完全不具备抵抗能力的城市前方。他将告诉希特勒大势已去，逼他做出明确的决定。可过了一会儿，福斯特“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走出希特勒的办公室，他说，元首会救援但泽，这是“毫无疑问的”。四月十八日，党卫军将军卡尔•沃尔夫抱着同样的目的而来，却被信誓旦旦的劝说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说会为他制定对付未来的伟大计划。

总的来说，最为古怪的，是希特勒尽管具有超乎寻常的说服本领，但在政治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僵化。他没有能力去越过狭隘的军事目标做更多的思考，这种无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三十年代里，他用灵活多样又出其不备的作战行动，以及采用时而威吓时而一本正经地发誓的方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短时间内，达到了他的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摧毁欧洲的大国体系。但从一九三七年年底起，他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好像他对来得太容易的成就感到厌倦了，他终于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再次回到“打击”的原则上去，这一原则，像他在一次讲话中所赞赏的那样，是他毕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在政治方面，他没有发起过任何一个倡议。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会议上，他趾高气扬，对西方强国既奇怪又懦弱的姿态不屑一顾，令他感到恼怒的只是，他们破坏了他那时就想发动的战争。同样，尤其是在打败波兰，以及一年后战胜法国后，曾有过多次机会来巩固帝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可希特勒没有看到呼啸飞过的羽毛，更没有在某个时候去抓住它。人们几乎觉得，军事上的胜利把他带入了窘境，因为没有战争他就不能成为形势的主人。

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正像他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对他的将军们所讲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好处”，后来几年里政治上碌碌无为的后面，也许也是这一观点在作祟。他身边人们以及外国政治家如墨索里尼、霍尔蒂和拉瓦尔，都建议他对战争形势从外交可能性方面加以考察，但所有这些建议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尽管他，尤其是战争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冬出现转折以后，一再强调要继续战斗，理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违背常理的联盟”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他认为，只有到那个时刻，举行的谈判才有希望取得成果。但每当出现离间敌人的机会时，他又不加利用，让它们从身边偷偷溜走。对此，戈培尔挺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催了又催，可人们“有时觉得他似乎生活在云彩之上”。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思考是，希特勒缺少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创造性想象力，而且至少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他也丧失了战术上的灵活性。正是这种“天才禀性的缺乏”，最终成为他失败的诱因。

人们还可继续追根溯源，并由此得出结论，他一生只是个暴发的黑帮头目而已，尽管只是采用冒失的小巷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打打杀杀中长大，欧洲范围里却没有一个迂腐和操心的政治家能对付得了这个从小巷中成长起来的团体。可正是这完全盲目的行为和未多加思索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帮助他取得了令人啧啧称奇的成就。就像通常的黑帮头目一样，他并没有打算超越屠杀他人和捞取资本这种思想范围。不过奇怪的是，无论如何，他胆大包天开始与几乎整个世界作对时，正像他的将军以及后来所有的观察家们惊愕地所看到的那样，他向往的战争目标并非心血来潮。一九四一年二月，当他还在考虑是否在来年就结束对苏战争时，因担心和平来得太早，于是要求约德尔对进攻阿富汗和印度做一份“研究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