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决意崩溃

人们说，一个生命或一个历史现象的结束，才将起决定作用的真正推动元素显露出来。希特勒灭亡所提出来的众多问题之一，是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用手枪结束自己生命时，是否意识到他已彻底地失败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善于思考的观察家都对此提出了疑问。

因为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前的那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一场彻底失败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恐惧：被摧毁的城市，数百万逃亡的难民，处处混乱不堪。更确切地说，直到显然早已溃败的帝国进入最后的抽搐前，似乎还有一个左右着的力量在运作，它不仅使战争延长，而且让这个国家完完全全地崩溃。

还在一九四四年秋，当敌人逼近德国的边界线时，希特勒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把在东线和西线回撤时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应用到帝国本土上。他以越来越严厉的口吻，命令必须摧毁所有能维持生存的设施：工厂和供电设备，下水道系统，铁路线和通讯联络；必须炸毁每座桥梁，烧掉每幢农舍，贵重的艺术文物和历史建筑也不例外。几个月以后的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九日，希特勒在所谓的“尼禄命令”中，以“帝国领土上的破坏措施”为题，再次重申了要制造“文明沙漠”的打算：“一切能为敌人马上或在近期内继续进行战争所用的军事设施、运输、通讯、工业和电力设备，以及帝国领土上有价值的物品或财产，必须予以破坏。”随后下达了多项实施指令，对具体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于是，在许多地方马上开始了对工厂、矿山和粮食储备设施的拆除，并做好了炸毁铁路轨道，把装满水泥的货船沉入河底让水道无法通航的准备工作。同时，还在美军突破西线时，就采取了疏散城市和乡村居民的严厉措施，尽管这些群龙无首的民众更加加剧了前线的混乱状态，而且妨碍了所有的军事行动。一位将军试图劝说希特勒收回所谓的坚壁清野的命令，因为没有运输车辆，不提供膳食、住宿和其他必要的条件，是不可能打发这成千上万的难民离乡出走的，可后者一言不发，回头就走。有一道“升旗命令”规定，如果在房屋顶上悬挂白旗，那么就应立刻枪杀居住在内的所有男子。三月底的一道指令说，必须“疯狂地进行战斗。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顾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把这些命令理解为由于临近之敌无比强大而采取的几近绝望的最后防御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们其实是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首先而且喜欢采用的方法，拆房毁屋这种做法只是他真实心情的反映而已。现在又可听到他的这个心声了。早在纳粹运动上升时期的一首战斗歌曲中——此歌名为《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这个声音就听得很清楚，但在取得政权以后，它就被捍卫民族荣誉的口号和维护和平的承诺，后来在战争的头几年里，又被特别报道中的军号声所淹没。这个政权的国内反对者早在三十年代就有先见之明地把这首歌的副歌做了修改：“因为我们今天摧毁的是德国，明天我们将摧毁整个世界！”随着“焦土政策”命令的发布，这一意图明白无误地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战术上必要的伪装背后，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这种破坏的决心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作用，不仅表现在希特勒直到生命终结时，仍没完没了地责备自己做了许多迁就，而且表现在戈培尔所表示出来的，对不再“打碎”的遗憾中。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形势分析会上，当谈起在取得最后胜利后该做些什么时，“堡垒”的战斗指挥官，党卫军分队长威廉•蒙克以挖苦的口吻说道：“我们一九三三年要做的事情，”他转过身去，对希特勒说，“没能完全做到，我的领袖！”可蒙克并非玩世不恭之人，形势也根本不适合做如此这般的辛辣嘲讽。作为这个政权的残暴捍卫者，确切地说，他只是把关于“拯救世界”的所有准则后面一直广为宣传的东西表达了出来：进行无限破坏的信念，它构成了希特勒和他共谋的下属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上升时期和执政期间，他们需要敌人，需要从敌我对峙中培养自我意识，通过这种敌对状态来找出他们缺少什么，并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它们。在这一方面他们绝对没有失败。

可从希特勒一方来看，这不只与怨恨和惧怕有关，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在失败中上升，并促使他把临近的失败导演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性崩溃戏剧。早在三月里，戈培尔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会灭亡，那么整个德意志民族也将和我们一道灭亡，而且是如此地壮烈，以致在几千年以后，德国人的灭亡仍会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第一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