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6/12页）

至少在这个时刻，希特勒终于意识到，结束的时间到了。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一旦他在长时间的摇摆后做出了一个打算，他就会立即把这个决定果断地付诸实施。他急忙让人在午夜里把那间小的地图室布置成婚姻登记处。曾有一名负责婚姻登记的官员，在戈培尔的党部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经过寻找，发现他在驻守在附近的一支人民冲锋队里服役，马上派了一辆坦克去把他找来，请他为领袖和爱娃•布劳恩主持婚礼。在场的证婚人有戈培尔和鲍曼。至于形式，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对新人恳求举行战时婚礼，并随即声明，他们两人是“纯亚利安人种，没有遗传性疾病”。

请求得到准许后，登记官员面向当事人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问他们结婚是否出于自愿。两人点头说是的，然后他宣布该婚礼是按照法律进行的，“程序合法”。在证书上签名时，爱娃•布劳恩没有搞清楚，所以先是写上了她的少女名字，可突然回过神来，又把“布劳恩”的第一个字母B擦去，写上“爱娃•希特勒，娘家姓布劳恩”。接下来，他们走回自己的房间，和克莱勃斯将军、布格道夫将军、几名副官、冯•贝洛上校，以及几名女秘书一起喝上一杯，共同回忆逝去的岁月。希特勒结婚的消息刚传开来，被安顿在地下避弹室上层的几个人，也决定学元首的样。当天夜里，举行了多场婚礼，宣传部的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充当了婚姻登记官。

产生先结婚再双双自杀的愚蠢念头，似乎是因为希特勒害怕会躺在不合法的临终床上，也许表明了他终于必须屈服的时刻已经到来。作为领袖，他多次声明，不可以与任何一个人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认为按自己扮演的角色来看，他会被塑成塑像，而塑像是不允许以有家室的面貌出现的。现在，他放弃了这一要求，同时也相信了，他那特殊的天职也是由命运所决定了的。确实，他在婚礼上对大家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完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次兴起。对于死亡，他泰然面对，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然后他离开大家，去口授他的遗嘱。

他口拟了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政治遗嘱中，充斥着对自己过错的开脱，对“或是犹太人出身或是代表犹太人利益的政治家们”的控诉，和对同样“失去理智和意志软弱者”的谴责，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搞了突然袭击。他再一次重申他留在帝国首都的决定，并在那儿“自愿地……选择死亡”。他决不想落入可恶的“敌人之手，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由犹太人所导演的戏剧，来取悦被他们煽动起来了的民众”。

他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他的接班人，担任国家和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有人告诉他，说海军中有一种拼死也不投降的荣誉观念，因此他同时给后者一项任务，就是在他死后也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灭亡。他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撤销了他们的所有职务。他委任了新的帝国政府，由戈培尔担任总理，马丁•鲍曼任党务工作部长。最后，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要忠诚和顺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最后一句话中，他再次提及精神病患者般的强迫观念，这个确确实实存在于他头脑中的不散幽魂：“我要特别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和下属们严格恪守种族法律，无情地抗击世界各国人民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要简短得多。他在遗嘱中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做了解释，“娶一个姑娘为妻，她与我建立了多年的真诚友谊，并自愿在这座城市几乎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为的是与我共同面对生死”。另外，他对如何分配他的私人财产做了说明，并委任“我最忠实的党内同志马丁•鲍曼”为遗嘱执行人。遗嘱的结尾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或投降的羞辱，选择了死亡这条道路。我们的共同意愿，是立即在这儿火化，在这个我为我的民族服务了十二年之久，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在这儿完成的地方。”还在当天下午，就派出了三名信使，他们各带一份结婚证书的副本和希特勒的遗嘱，一名到邓尼茨处，另一名到陆军元帅舍尔纳那儿去，第三名前往慕尼黑的党的中央所在地。

其中一名信使，德国通讯社的官员海因茨•洛伦茨在离开地下避弹室前，戈培尔把一份匆忙写好的“元首政治遗嘱附件”交给了他。在附件中，戈培尔说明了他为什么决意留在柏林。出于人之常情的缘故，他说“他永远也下不了决心，在这危急的时刻留下元首一个人”。在这处处都“谵妄背叛”的情况下，至少应该有几个人“无条件地，就是死也要忠实于他”。他认为，元首可以被看作是为德国人民鞠躬尽瘁的一个榜样。附件最后写道：“出于这个原因，我与我的妻子，也代表我的孩子们——他们尚年幼，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当他们的岁数足够大时，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同意这个决定——表明我决不离开帝国首都的决心，这一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即使它被占领。我更愿意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如果我不能以此为元首服务，不能跟随他去战斗，那么这个生命对我本人来说，是不再有任何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