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死亡筵席（第2/12页）

尽管要穿过这些街道几乎是毫无指望的，可将军和汉娜•莱契还是坐进了一架等候在那儿的菲施勒“白鹳” 战斗机。飞机起飞后，在密集的炮火中忽上忽下，摇摇晃晃，紧贴着这正在死去的城市的黑沉沉的轮廓上方飞行，没多久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旁。在停下来的一瞬间，一发炮弹将飞机降落的地面撕开了一道口子，严重地炸伤了格莱姆的小腿，只得用担架把流了许多血的他抬往帝国总理府，并马上对他进行治疗。当他随后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地下避弹室后，希特勒问候他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忠诚和勇气！” 汉娜•莱契注意到，他用低沉而单调的声音和呆滞的目光告诉来访者戈林已被解职，这位元帅已被解除所有的职务，并已下命令将其逮捕。然后吃力地转入正式的口吻，随即任命里特尔•冯•格莱姆为空军最高指挥官，并同时提拔他为陆军元帅。“我还得忍受这世界上的所有不幸，”他末了抱怨说，“失望、不忠、寡廉鲜耻和背叛。”

在为此而举行的简短而窘迫的仪式中，不时地听到“炮弹落地的轰鸣声和劈啪声”，“即使是在这些最最下面的房间里”，墙壁上的泥灰也被震得不停地往下掉。有时炮击很猛，只得关上通风口，因为烟雾和焦味憋得地下避弹室的人透不过气来。糟糕的是——尽管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与外界的电话联系第一次被中断了，因此只能从敌人电台中的新闻节目或市内正在酣战部队的来电询问中，知道当前的形势。可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他们没有向彼此开枪，而是相互握手，这一消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地下避弹室。这样一来，终日盼望同盟国之间会产生裂痕的希望成了泡影，尽管希特勒强作镇静，但也无法掩饰他的失望。他固执地——正像他一向所相信的那样，这固执在他走投无路时总是能帮上他的忙——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还保证说：“柏林只是看上去比本来的情况糟糕一些而已。”

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形势要比他和全体住在这地下避弹室的洞穴居民所看到的和必须承认的要糟糕得多。后来的调查表明，中心城区已有半数以上的楼房被炮弹所毁。不过，直到此时全城才在征服者的连续炮火中确确实实地走向毁灭。苏军上将贝萨林在占领了柏林后说，西方盟国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这座城市发射了六万五千吨炸弹，而红军在两个星期里就发射了四万吨炸弹。统计员们日后计算得出，每个柏林居民的头顶上落下了大约三十立方的碎块和尘土。

特别是宽广的主要街道，成了堆满了瓦砾的崎岖小道。被炸得一无所有的人们，白天黑夜在废墟堆里找不到方向，一不小心就滑到淡绿色水一直漫到边沿的深坑里。人民冲锋队员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钢盔，用一根绳子系着枪，斜挂在肩上，在街上跑过来跑过去，很多人像无头的苍蝇，寻找着向他们发布命令的地方，因为负责调动他们的不仅有地段的军事指挥员，还有那里的党的机构，因此发出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在那些已被占领的和此时仍未失守的城区内，到处是一片惊恐和慌乱，尽管红军的领导层很快开始委派地区的管理人员，并对自己的部队严肃军纪，建立一个至少是临时的秩序。但在最基层，往往是发布一些出人意料的命令，随意地抓人和查封。更有那些为欢庆胜利而喝醉了酒的红军士兵，没完没了地强奸妇女，某些地方只要看到女人，从未成年的少女到白发苍苍的老妇，都逃不出他们的魔掌。

而在防守圈里，与之相对应的扭曲景象同样随处可见，在崩溃的那些日子里，处处时时都发生着这类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个时间里的日记，写的都是放荡不羁、聚众酗酒和仓促的性侵犯。有人在日记里写，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情景：“周围躺着重伤员、快要死的人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气味，让人根本受不了。横七竖八躺在他们中间的还有喝醉了酒的士兵和同样喝得酩酊大醉的女人。”另一个人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餐馆里，遇上了一帮喝醉了的党卫军军官，与“穿着长裙的女人们庆祝着世界的末日”。许多人觉得，公开的放纵行为这最底下的东西翻到上面来了。尽管一生都遵循的得当的行为准则仍为大多数人重视，但贪婪和卑鄙在这些场合已表露无遗。家庭妇女顶着敌人的炮火去抢劫，在被炸得只剩下断垣残壁的住宅区里翻找着，把一些无主的财物占为己有，她们总能找到点什么。有些地方组成了“街道法院”，来起诉这些人，毫不犹豫地把她们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上挂一块用纸板做成的牌子：“我偷了人民同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