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密支那松山

密支那日本守军的最后一幕，充满恐怖和惶惑。

在丢掉了大半个城区之后，丸山房安大佐决定“奉水上将军之命”率领残军渡过伊洛瓦底江，退往东岸沙洲。水上源藏的命令无疑是违背日军作战原则的。早在7月1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就联合发布了对密支那守备队的“感状”。而这本来应该是部队全军覆没之后发出的。此时发出这样一份文件，无疑是提前为密支那守军安排了后事，不能不让人想起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希特勒面对保卢斯上将的求援，下令将其提升为元帅的事。那时保卢斯元帅的心情与接到感状的丸山房安大佐只怕是异曲同工。

水上源藏少将下达的撤退命令则与此相反，他给丸山的命令的内容是“密支那守备队的残余兵力，向南方撤离”。面对矛盾的指挥，丸山没有依照惯例“玉碎”，尽管矛盾重重，他却在最后接受了水上的撤离命令。他后来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是第18师团据守的加迈和孟拱都已经失守，保留密支那作为反攻的基础是一厢情愿。至于遮断缅北铁路，并不需要坚守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的密支那市区，只要在附近随时派遣有力部队袭击铁路线，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如此说来，放弃密支那似乎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实际上日军也已经打不下去了。在整个密支那，日本守军只剩了大约800名，而且接近半数是伤员。只有还能行动的伤员被列入撤离之列。

撤退之前，担任军医主任的椿军医大尉被招入守备队司令部参加准备会议。这里本来是一座被树木环绕的二层建筑，因为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第二层已经被摧毁，刚好在第一层顶部上方倒塌，丸山房安大佐就把指挥部设在残存的第一层中。由于战斗中军医的特殊地位，椿大尉出门的时候，周围的日军军官纷纷向他行礼，并向他打听会议情况，但这位军医只是略略鞠躬致意却全无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位军官前往军医院，却听到那里响彻了“不要”的哀号，原来，日军的军医正在给重伤后不能行动的士兵注射升汞，令其“安乐死”。

这些负伤的士兵，说来也都是在战斗中对中国军队顽抗到底的死硬分子，日军中的“勇士”，却在自己人的手上这样死去，令这名军官不寒而栗。

实际上，由于有些伤员反抗过于强烈，日军也发觉这样让他们死去会引起军心的极大动摇。于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产生了。一部分未死的重伤员被放置在竹筏上，任其向下游八莫方向漂流，他们被告知“八莫有医院”。

伊洛瓦底江水深流急，路上还有两岸的中国军队伏击。这样的漂流，自然是九死一生，对有些伤员来说，还不如直接“安乐死”痛快一些。

重伤员被处置，日军中活着的人也与死人相差无几。此时，他们大多须长发乱，军服褴褛，因为所有日军阵地已经都在中国军队迫击炮的射程内，而且飞机不断来轰炸，日军只有守备队司令部的炊事兵还能够做出饭团来，大部分士兵只能依靠一把生米果腹。有日军军官形容密支那最后的日子里日军的情况：“我们存身的地方也是墓场的所在。贴身收藏着家人照片的战友，在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和机关枪攻击下纷纷毙命。能为他们做的，只是把他们的小手指砍下来，准备带回国去。尸体就地用土掩埋，有的埋得很浅，被炮弹击中时腐败的断手残肢都会迸飞出来，其状惨不忍睹。身上带着十几名战友遗骨的士兵，自己也被打死，令其他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只是把死守当作天命，不让自己去想明天，依靠多年的训练无言地抵抗下去。”

所幸，中国军队在伊洛瓦底江对岸的马彦高地部署兵力并不多。据推测，这是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依据“围师必阙”的原则给日军留下的一个“生门”。在密支那如此，在滇西反攻的松山大战中，日军后方也始终存在一条撤退的通路。一般来说，这样的部署，可以使敌军因为有生路而不愿意拼命，但是，中国军队的良苦用心，日军似乎并不领情，大多数地方的日军守备队都是战到弹尽援绝“玉碎”。不能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军，在法西斯思想的武装下，是一支十分顽强的军队。

7月27日开始，水上源藏少将开始做突围的努力，他指挥部下收集周围缅甸人留下的小船，用木料制作筏子，并且确定了三个渡河点。日军计划在8月1日开始渡河，用三天的时间，按照工兵、炮兵、步兵的顺序完成撤退。尔后退往第56师团据守的后方基地八莫，那里，第56师团搜索连队的原为一大佐正在布置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