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密支那之五

据守火车站的日军，是日军铁道第5联队吉川部队，配属日军第114联队直属通信中队，战斗力很强，他们依托工事和车站建筑、机车库负隅顽抗。

正是因为火车站一带战斗的胶着，使背靠伊洛瓦底江的日军面对远征军取得了一个极佳的正面支撑点。这里对从西向东压来的远征军来说，是日军防线最中央的位置，将其拿下可以把密支那城区日军切成两段。这种诱惑无论对史迪威还是郑洞国都是难以克制的，而日军也深知此处一旦失守，整个密支那的防御体系就将崩溃。所以，双方不断增兵，围绕着日军构筑的坚固的“火车头要塞”阵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

然而，尽管付出了重大代价，“火车头要塞”阵地始终没能拿下。这里成为日军防御的典范，直到密支那战役末期，面对兵员耗尽的日军，中国远征军才终于将其攻克。

拿不下“火车头要塞”，一个重要问题，出在远征军对进攻的组织上。国民党军在传统上存在忽略将士生命，进攻时侦查不利，一味要求前线人员猛打猛冲，以“不怕死”来夺取敌军阵地的做法。在现代化的攻防体系面前，这种作战方法很难取得成果。

有一部同样反映远征军反攻缅北战役的纪实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描述了国民党军在进攻时的这种迷茫。当时，远征军第103师正在进攻松山日军阵地：

“四周尽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死去的人无声无息，受伤的人大声地哭号。可军官们却不理睬那些伤者的哀嚎，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诚（作品主人公，当时的一名新兵）看见王光炜（第103师前敌总指挥）和陈永思团长也从陡坡底下爬上来了，正督促着士兵继续前进。

于是只好在恐怖中向前走。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敌人的位置——只瞧见身边的人不断地死去，却不知道开枪的人在哪里，那感觉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样。

蔡智诚问：‘日本鬼子躲在什么地方啊？’

‘他们在坑道里，这里看不见，走近些就能看见了，’游湘江（连长，在本次战斗中阵亡）回答。

再走近些？这里距离日军阵地差不多有200米，再往前走还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诚想起枪的射程只有40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觉得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再往前走，弹坑越来越多，死尸越来越多，敌人的枪弹也越来越密集，进攻的队伍只能跳跃着、躲闪着，曲折前进。”

在这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对着机枪的密集火力发动进攻，效果和损失可想而知。而日军作战素质的确不可轻侮。抗战胜利后，原国民党军预备第二师第6团团长方诚上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小册子。该书于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认为其有为这场战争总结经验，明辨得失的作用，较为客观。方诚用23条对比评析了中日两军当时在各个方面的不同。比较结果是，除“领袖英明”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21条占优。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于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13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阻击时，常能发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双方综合素养的差异的确较大，笔者认识的一位八路军老战士回忆，第一次和日军作战时，最令他惊异的是，日军普通士兵也有的身上带着照相机。

在印度经过美式训练的远征军，大约是当时国民党军中的翘楚，但是短期的训练仍然不足以弥补整体素质的不足，特别是军官对战场的适应速度和战术调整能力。他们攻下了火车站周围的各个阵地，只有“火车头要塞”令人无可奈何。

打下密支那火车站之后，远征军的军官才发现，原来那个“火车头要塞”之所以顽强，固然和使用坚固的火车头和钢轨构筑工事有关，但另一个重要原因竟然不在地面以上——在这个要塞的各个火力点之间，日军都设有地下交通壕相连。在中美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用炮火轰击日军阵地时，大部分日军都隐蔽在要塞以外，只有当远征军步兵发起攻击时，他们才会从交通壕进入射击阵地，实施阻击。所以，中方炮火虽猛，日军伤亡却不大。而美军顾问（因为采用美式装备作战，在密支那的远征军中，美军顾问的作用和权力都很大）呆板的炮击后冲锋的战术从不改变。据说，美军直到冲绳战役时，才第一次采用了不炮击直接夜间偷袭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