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5/14页）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

随着暴动计划的展开，弗里克和帕纳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警察机关。但是他们最终在警察指挥部被捕。法官奈德哈德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证明弗里克事先得到消息并在暴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弗里克闪烁其词，支吾遮掩，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所有这一切似乎并未使希特勒大伤脑筋。他后来任命弗里克为第三帝国内务部长。弗里克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为纳粹政权犯下了累累罪行。

到了审判第二周，改建的陆军学校法庭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法官奈德哈德对于胡言乱语，对于有时出现的恶意旁敲侧击听之任之，不加阻挡，因而引起不满。“人们感到一场雷雨即将来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上的一个新闻栏目这样评论道。巴黎《时代报》甚至把法庭上的气氛形容为“雨暴风狂”。17《纽约时报》写道，有些魏玛共和国的支持者们“称这次审判是有史以来在德国举行的最丑恶可耻的审判”。18

政府部门也开始变得忐忑不安。在希特勒的猛烈抨击迫使他们采取守势以后，3月4日，他们召开了巴伐利亚部长会议（实际上就是政府内阁），会上不少人紧张焦虑得直搓手。让他们感到失望不安的主要原因是奈德哈德在法庭上的表现。他成了与会部长们嘲笑抱怨的对象。内务（警务）部长弗朗茨·施维耶博士说，他不断收到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的投诉，抱怨法官对于法庭上一些人诽谤他们的行为不加制止。有位部长指出，奈德哈德曾经说过鲁登道夫是德国培养出的最优秀人物，不由得使人猜想这位法官要宣布鲁登道夫无罪。还有一位部长表示，显而易见“这位法官有失公正”。有人指出，被告正在享有过多的自由。他们的房间总是敞开着，伙食讲究，每天在庭院里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还可以随时接待来访客人。韦伯甚至还享受过“周日度假”待遇，在慕尼黑市里周游一天。最后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承认他同奈德哈德会见过几次，并且知道人们对于他允许希特勒“连续发言数小时”19感到不安。（尽管古特纳对这次审判持有保留意见，他后来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做了希特勒的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这次审判正在变成令人不可意料的冒险活动。在审判进行到第二周的星期四时，《福斯日报》写道：“发自希特勒-鲁登道夫审判法庭上的报道读起来好像是分期连载的长篇小说。”20这家报纸有所不知，在几个小时之内审判过程又将富有戏剧性地进一步陷入低谷，人们一直被压抑着的情绪突然间爆发出来。好战的律师科尔又成为此次事件的煽动者。科尔当时针对检察官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在涉及另一个诉讼委托人的案件中滥发逮捕证的做法颇有怨言。21他指责施滕格莱因的办公室对“疯狂抓捕活动”情有独钟。这一下让施滕格莱因无可容忍。他暴跳如雷，使审判过程暂停下来。“在这次审判过程中，我三番五次成为恶意中伤的目标，有时简直是人身攻击。”他几乎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这样说道，“我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反应，千方百计使审判过程严肃地顺利进行。我极力避免说话带刺，伤害别人。可是我受够了！今天你们也太过分了。……从今往后我绝不参与使我的个人荣誉不断受到如此攻击的法庭审判了。埃哈德先生，请你主持法庭审判吧。”

施滕格莱因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出了法庭。当施滕格莱因从面前走过时，科尔讥笑道：“能接替你任州检察官职位的人多得是。”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