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

1924年2月26日，一个飘雪的星期二，对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叛国罪审判在慕尼黑开始了。

律师、记者和陪审团抵达了国防军原陆军学校，看到那里的情况酷似军事包围一样。为预防民族主义准军事武装力量发动暴力袭击，或者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举行游行示威，审判庭大楼四周部署了一支由头戴钢盔的国防军士兵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署组成的分遣队。这座粗陋不堪的黑砖建筑物被临时征用为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同时也用作羁押希特勒和其他一些被告的临时监狱。2有位亲临审判现场的目击者称，“那天出奇地冷”，要靠跺脚、往手套里吹呵气取暖。士兵们在钢丝网和坦克障碍物围成的警戒线后巡逻。慕尼黑当地一些爱打趣的民众将这种军事封锁地段称为“占领区”——这是拿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区一事来开玩笑。还有一些人将陆军学校形容为戒备森严的“罗马城堡”。3

这幢古老建筑曾经是19世纪巴伐利亚州一所军校所在地，后来又成为国防军军校大楼。检查哨要求每一个亲临审判现场的人必须在这幢古老建筑前面两次出示身份证件，接受武器检查。这里还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对女性进行搜身检查。《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说：“那些一提到审判就无比兴奋的妇女们，完全没有想到所有人必须接受一次搜身检查然后才能进入法庭。她们的头发、帽子、钱包、袖套甚至袜子都被一一检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匕首、手榴弹、炸弹以及不符合要求的帽针等违禁品。”4

《纽约时报》并不是报道此次审判的唯一一家外国媒体。据一家瑞士报纸报道，除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巴黎时报》外，还有将近50名外国记者到场。“那些天里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慕尼黑。”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坏消息。“毫无疑问，外国人读到或者了解到的关于此次审判的所有情况都被用来攻击整个德国。”慕尼黑一位专栏作家哀叹道。5

当然，德国记者数量最多。当时的军事法庭由以前的军官食堂改建而成，共有120个观察员座席，记者挤占了其中60席。然而这远远不够。在大厅下面，又增建了一个新闻记者室，里面挤满了换班的同事、秘书和信差。一名德国记者抱怨说，法庭官员仅仅安装了五条电话线，并将这些线路都据为己有。“对于报纸及其广大读者来说，什么可用的资源都没有。”在接下来的几周中，信差们要身手敏捷、满怀热情地将报纸复印件由法庭送到记者室。当天有关审判现场的不同版本新闻报道及时地刊登在慕尼黑、柏林，以及其他地区快速发行的报纸上。

国防军军校坐落于布鲁腾堡大街上。它之所以被选为多年来慕尼黑最为轰动的法庭审判场所，是因为这里远离拥挤的慕尼黑市区，更易于包围或守卫。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学校空无一人。由于该学校500名军官学员满腔热情地参加了希特勒组织的暴动行动，国防军高级指挥官冯·泽克特将军6关闭了慕尼黑的军校，把学校迁到了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上，因为在那里，军官学员会安分一些。7在这场未遂的政变中，曾经心甘情愿受希特勒控制的军校，现在已经将希特勒牢牢地控制住。此刻希特勒正被羁押在一个军官学员房间里，等待着影响他余生的法庭审判。

他将与另外九名暴动者共同接受审判，包括战争中的英雄鲁登道夫。克里贝尔上校、韦伯博士等人都和他一起被关押在陆军学校二楼。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人一个单人房间，饭菜到时候就会端到大厅中间铺着白色桌布的餐桌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每天还可以在军校院内的户外活动两个小时。与希特勒、鲁登道夫、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接受审判的被告包括罗姆上尉、恩斯特·波纳、威廉·弗里克、威廉·布鲁克纳、罗伯特·瓦格纳，以及鲁登道夫的继子海因茨·佩尔纳等人。其中一位被告，慕尼黑警察局前局长总长波纳旧疾复发，差点无法接受审判。希特勒像往常一样，又收到了大量礼物。昔日他身边的兄弟——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带着4岁的儿子埃贡前来探视他。希特勒让这位兴高采烈的小男孩随便挑拣那些杂乱堆放在房间里的糖果和糕点。8

此时距希特勒发动暴动惨败已近四个月。从理论上讲，他面临着接受叛国罪的审判。实际上他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人民法庭诉讼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证实他有罪或清白。这位主要被告愿意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竭尽全力地将法庭对于他的审判改编成一出与德国未来以及拯救祖国息息相关的道德剧。他要在挤满了记者的法庭上将自己推销给他曾拥有过的最多观众。到那时为止，他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默默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