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2/14页）

克里贝尔这位强硬的战斗联盟军事首领也讲述了自己在暴动中所担当的角色。但是他又回忆说，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使他走上了右翼民族主义道路。一战快要结束时，克里贝尔是一名必须在西班牙斯帕市的停火委员会工作的德国军官。他回忆说，那时他成了可以想象到的“最粗野下流的羞辱行为”的攻击目标。他描述了停火问题解决后德国代表团离开时的情景。他回忆说：“一伙喝得醉醺醺、怒气冲天的人向我们扔石头，毫不留情地咒骂我们。”克里贝尔见此情景，将身体探出火车窗外，向那些羞辱作弄他的人挥舞着拳头。在不知道他所讲的话有多灵验的情况下，他高喊道：“再见！过不了几年我们还会见到你们。”

克里贝尔谈到了暴动那个漫长夜晚和第二天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尤其当他谈到最后向音乐厅广场行进的情景时，他原本躁动不安的证词中更加充满了感情色彩。克里贝尔当时同希特勒，还有那位后来被枪击身亡的舒伯纳-里希特走在第一排。“克里贝尔上校断断续续地讲述暴动细节时，在法庭里都能听见深深的呼吸声，”有位现场目击者这样写道，“一位被告律师站起身来，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谋杀’。任何人甚至包括主审法官或检察官在内都没有提出异议。”

希特勒证词中那种看似漫无边际的表述范围，再加上克里贝尔的愤怒陈说，到审判第三天已使一些现场目击者不禁在想整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法庭现场无人对传说中的被告的叛国行为留下什么印象。“如果公开审理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听一些反法、反比利时演讲，那么这个诉讼过程肯定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伦敦《泰晤士报》抱怨道。2

克里贝尔出人意料地使法庭审判上出现了最令人难忘的激动时刻。然而还是希特勒再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机会，取得了更加明显的效果。当时副检察官埃哈德要求他“简要解释一下”他是如何策划大规模进军柏林行动的。衣食、住宿等诸如此类的后勤保障如何解决？进军在外交政策上又具有哪些意义？

希特勒这位明星被告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他的答复中以其希特勒式的典型探究演讲方式，就对外政策、世界历史和叛国罪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大发了一番议论。他的“回答”不间断地持续了22分钟，首先猛烈抨击了英国在历史上推行过的“权力平衡”政治理论和法国企图称霸欧洲的勃勃野心。“法国只想瓦解德国，以达到其称霸目的。”在希特勒看来，法国是德国以血相溅的最终敌人。3他在审判第一天的激昂演讲中已经说过：“我宁可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吊死在路灯柱上，也不愿意在法国统治下快乐地生活。”4

希特勒对法国的猛烈抨击只是一个跳板；他随后又回顾了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国起义”，讲述了19世纪末德国发生的俾斯麦“革命”有多么伟大。他还描绘了由他策划的进军柏林行动而引发的“全国起义”的辉煌图景。“在慕尼黑、纽伦堡和拜罗伊特，会出现难以形容的快乐场面，热情的浪潮席卷全国，”希特勒振振有词地讲道，人民大众将会看到，“德国的苦难即将结束，只有通过起义才能得到拯救。”希特勒再次抨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人问我是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德国不是依靠大多数人的决定建立起来的，而是依靠历史名人的意志和决策建立起来的，而且经常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德国是英雄（俾斯麦）缔造的，绝不是大多数人缔造的。”

希特勒坚守对于重复、重复、再重复具有强大影响说服力的坚定信念，以叛国罪为议题，重申他此前表示过的观点：“叛国罪是唯一惩罚失败的罪行。”作为一个反面实例，他再次提到了俾斯麦。“在左翼人士看来，俾斯麦犯了叛国罪，发动了政变。”希特勒侃侃而谈，“当俾斯麦解散议会时，《法兰克福报》称之为叛国行为……俾斯麦的叛国行为后来变得合法化了，因为由他创建了德意志帝国。1918年的叛国行为从未变得合法化，他留给德意志帝国的只有苦难。”

上述论断也许经不起仔细的历史检验，但是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言，不同凡响。希特勒又在驾轻就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唤起了自己对于暴动企图所怀有的一种伟大豪迈的感觉。他甚至开始粉饰那场暴动的失败，为他以后打造的个人传奇埋下了伏笔。“我认为我们当时就要改变德国的命运，可是后来我们的努力失败了。……有时命运以意料不到的方式进行干预。当我观察如今的发展势态时，我得出结论是：更多的世事已成过眼云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上面这句话比较早的暗示出在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政治手段在德国追求权力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