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6/7页）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

希特勒嘲弄了执政三雄在使用武力而不是仅仅施加政治压力这一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做法，因为当时他们要在柏林建立一个执政委员会。“一些人试图这样解释（这种情况）说：‘当然，接管是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想动用武力，而是要通过施加压力来达到这个目的；施加压力过程中也包括一些武力，但我们不是动用武力……这是政变，但不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历来理解的那种政变，而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政变。’”

此时，希特勒让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咧着嘴笑了起来。他们明白希特勒的意图。执政三雄被晒在那里，显得十分狼狈。最后希特勒做了个总结：“我只有一点遗憾：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们有关政变的洛索式特别想法……如果泽克特今天去看望（总统）艾伯特先生，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说：‘艾伯特先生，这就是我们的分歧’，那样我们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会动用武力，但这些分歧不是你能解决的。门就在那里。然后你可以说：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

法庭上爆发出一片哄堂大笑。奈德哈德此时表现出少有的掌控法庭场面的劲头，高声喊道：“这里不是剧院！”哦，可它确实变成了剧院。希特勒就是他自己所演的戏剧里的主角。他将一场针对他的叛国罪起诉转变成了政治表演审判，只不过所有的角色都弄颠倒了。

希特勒还展开了一场“是他们让我这样做的”辩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让我相信他们随时准备出击，”他陈述道，“他们甚至还和我们研究了整个计划的细枝末节。巴龙·奥夫塞斯（卡尔的代表）对一小群人说，卡尔正手持导火索坐在炸药桶上。”除此之外，希特勒又补充道，太阳底下的每个人都期待着一次政变。“人们从房顶上呼唤着它……当时民众的普遍情绪就是：救世主最终肯定会出现。”希特勒特意向法官说道：“尊敬的先生们，我请求你们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心理感受。一场事变已不可避免，我们的人民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行动？我们什么时候把柏林的那帮人赶出去？’”希特勒反问道。如果执政三雄的双手真的那么干净，卡尔为什么没有在希特勒作为非正式独裁者执政的第一天逮捕他（希特勒曾在兰茨贝格监狱与埃哈德进行的五个小时的谈话中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然了，他本应该亲自来找我，或者派一位警察来，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你被捕了。’这本应该是他的分内职责……把所有这样的人（计划暴动的人）关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