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4/7页）

令人震惊的是，奈德哈德竟然将个人“痛苦”和政治压力作为进行长时间公开审判的理由。“由于被告方无法影响公众观点，被告的心里充满痛苦，已经到了近乎无法抑制的程度，”这位法官写道，“如果要进行审判，就要给被告方机会，让他们在广阔的公众视野中淋漓尽致地宣泄自己的情绪。”26

使人忧虑的是，奈德哈德将公众意见作为审判要素合法化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奈德哈德很清楚，公众情绪的力量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

在审判第一天，下午两点半，希特勒从设置在拥挤的法庭前排的小小被告席上站了起来（共有10个这样的被告席）。近四个月来他远离了巡回演讲，多少周来一直没有将嗓门拔高到发表演讲的程度，也没有日日夜夜的慷慨陈词和恐吓发言。希特勒必须在没有预热的“冷启动”情况下，迅速抓住机会，在此时此刻充分地展示自己。他曾挟持一半巴伐利亚政府人员作为人质，并直接造成手下15人死亡，他也曾经凭借滔滔不绝的演讲甚至嘶吼而生存。然而自8月以来他就未曾在公众场合发表过讲话。这一回，他就要当庭开讲了。“希特勒先生，我请你就你自己的情况以及你如何卷入这场纷争的过程做一陈述。”奈德哈德法官面无表情地说道。

希特勒身穿一身双排扣黑色长礼服，胸前佩戴着战争勋章，在法庭上站得笔直，充分显示出自己5英尺9英寸的身高。“庭上，请允许我做如下陈述。”他一开口颇具律师风范，并在后面的审判中一直保持着对奈德哈德独有的礼貌态度。希特勒颇有气势地陈述出他事先精心准备好的个人自传式开场白，指出他已在德国军队服役了“四年半”，获得的评价是“非常优秀”。然后他又反问道，为什么一个受训“盲目服从长官”的人却卷入了“公共生活中的最大冲突，也就是与所谓宪法的冲突”？他为什么被控犯有叛国罪？

在接连炮轰他所憎恶的魏玛政府后，希特勒又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开始大发议论，解答问题。他那种漫无边际、感情用事的冗长陈述不禁使人想起了他从前的多次政治演讲，只不过这次陈述用时更长。据当时媒体报道，希特勒的法庭陈述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不过法庭记录显示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27据一位现场目击者称，一开始，即便这位老练的蛊惑人心者发言时“也有些紧张”。但是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口若悬河，运用各种手势动作，穿插讲述逸闻趣事、历史典故以及个人亲身经历，让整个法庭为之动容。他那如复发潮水般的愤怒、激情和自以为是的演讲风格（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希特勒式滔滔不绝的演讲风格）似乎让听众一直听得入迷，深深折服。事后，奈德哈德法官因没有及时打断希特勒的发言，没有让希特勒仅仅围着既定话题发表陈述而受到批评。对此他摊开双手无力地答道：“根本无法去阻止他那种口若悬河般的陈述。”28

希特勒发言时的确口若悬河，他将纳粹党的历史讲成了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一段经典的苦难人生开端。“那年我刚过16岁，不得不为了每天糊口的面包而去谋生。”他陈述道。这种说法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那个年龄的希特勒靠花家里的钱生活，18岁之后才离开家，21岁后才开始自己独立谋生。29）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希特勒最喜欢的一个形象——“每日糊口的面包”。然而这种说法却让他将话题轻松地转到了政治上：“17岁那年我去了维也纳，在那里了解到三个重要问题。”他解释说，那三个重要问题分别是社会不平等、“种族问题”（指犹太人；他总把犹太人说成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群体或民族群体）和背信弃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另一句话中，他将犹太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为一种邪恶势力，其最终目标，他认为，就是“推翻整个现代国家”。他将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的最大敌人”。希特勒表示，年轻时的这段经历让他增长了见识，其结果是“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来到了维也纳。五年后离开时，我已经成为一名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30

希特勒的法庭陈述直言不讳，毫不掩饰。他在前几分钟的陈述中抛出了其政治主张中的主要信条。他计划在政治舞台上设立一个巨大目标，然后发起进攻。他将其政治理论建立在种族划分之上，向外界提出了挑战，自我标榜为正式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他在维也纳穷街陋巷上的一个学徒店里获得了一个毕业证书）。然而自我标榜为“彻底的反犹太主义者”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反犹太主义”本身包含着极其恶劣的含义，而且当时德国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都对它表示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反犹太主义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响广泛并引发公开争议的政治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共戴天的敌人”，希特勒这样预言德国的未来灾难并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要么允许这种民族毒药，这种大规模扩散的肺结核在我们国家蔓延，使德国死于这种肺病；要么我们铲除这种疾病，使德国能够兴旺发达。”这种“民族毒药”（指犹太教）的解药不是“冷静的分析”，他说道，而是一种“坚定不移、毫不留情的狂热政治运动……这样才能够使德国人民摆脱被奴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