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划江分治还是统一全国（第2/4页）

下文还说：“如果国家没有现成的国主，国民就会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如果有人借拥立愚昧懦弱的藩王为君主，以实现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横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里却做些盗国欺民的勾当，这些都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决了陕西的李自成，即刻调兵向南，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呜呼，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是顺是逆，从来黑白分明，简单易判，希望大家都怀抱一颗忠臣义士的心灵。南北没有区别，同是皇天后土所生养。布告天下，知会全国。”

因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灵通，写这道文告的时候，多尔衮还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经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尔衮才从清廷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报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鳌永的密报是这样写的：“我在七月初一日到达平原县，听说该县乡官和现任南直隶太平府通判董振秀的家人人接触，据董振秀的家人说：南京于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

清廷方面对南明的消息是这样的不灵通，而南明方面对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儿去。

南明首辅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才从“北来难民”的手里得到了多尔衮的告示，赶紧向弘光帝报告说：“看得虏示，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以安彝、汉之心。”

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关重大，认为必须让清廷知道大明帝国已经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且“事期速举”。

这，也是北使团成立的一方面原因。

话说回来，河南的局势原本比畿南、山东地区远要复杂。虽然大顺政权早已在这块中原地区遍设官员，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独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大顺军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被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以复明为旗号所占据。

多尔衮在稳固了对畿辅地区的统治后，才陆陆续续地在八九月间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将南下，把势力扩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抢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着复明旗号的河南官绅豪强联合起来，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区，也可以有效防止清军南下，自立自强，为日后与清廷争天下取得先机。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经消耗了很多时间，而“定策”之后武将又得以“拥立”之功蒙受厚赏，武将的爵位和荣誉都基本到顶了，再也没有进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复鲁豫，乃至燕京，却是喊破喉咙无人响应。

这么一来，河南境内打着复明旗号的官绅土豪迫于清朝强大的压力，纷纷被迫归附清朝。清廷一路走来，赚得盆满钵满，不亦乐乎。

时人张怡差不多是这时候夹杂在难民中南下的，记下了途中见闻：“我在过德州地界时，沿路所见，均是乡勇团结，高举灭贼扶明大旗。到了济南，更有数千回民士兵自发聚合在一起，队伍整肃，器械精好。他们疏通大河，设置岗哨，但有船只通过，必严加盘查。疏通河流挖掘起来的泥土堆积在两岸，只能步行，不能骑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围墙，只留下一个门洞出入，防守严密。他们渴望南京军队，犹如久旱望雨。后来听说弘光登基，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到南方来的客旅，张嘴就询问督师史阁部的军队到哪儿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他们这股锐气，可得数十万义士，并且自筹粮食于民间，人自为战，大功可成。如果日复一日，坐失良机，将会大灰忠义之心，空隳朝食之气，违背现有形势，形势就会土崩瓦解。”

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官绅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活动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在这四海无主之日，广大民众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凭着一股忠心义愤、乡勇血诚，便可以使大贼立灭，名义以新。怎奈江南众多的执政臣宰一味热衷于穴中鼠斗，致使虎狠逍遥于笼外，对李自成贼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问，真是令人感叹！”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动，表现出这样一派怯懦无能的姿态，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怂恿和鼓励了清廷要南下的决心。

实际上，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人民的生活物资很大一部分仰赖于来自南方的漕运，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降清汉官金之俊就于甲申五月对多尔衮上言：“西北地区民众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东南地区的生产，自从李闯祸乱过后，东南地区的粮食运不到京师，使得北地的米价暴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