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吴三桂“借虏平寇”始末（二）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已经叛变，经过反复权衡，做了两手准备：其一，安抚好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人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苦劝吴三桂回头是岸；其二，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以武力制伏吴三桂。

这两个方案齐头并进、同时进行。

该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亲密战友刘宗敏一道，率六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军队中还特别带领了攻陷北京城所捕获到的崇祯帝三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此外，还有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

李自成认为，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不应该放弃，武力乃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坏打算。

他想，即使真走到了兵戎相见那一步，也应该在开战前由太子朱慈烺、吴三桂父吴襄等人出面，以君亲之义对吴三桂进行最后的规劝。

与李自成的颟顸和糊涂不同，清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入主中原的机会来了。

这种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松山大战后，明朝关外的军事力量已一蹶不振，清廷统治者的野心早就不满足于辽东一地了。

起初，他们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关内闹腾得这么欢，就想同李自成一起瓜分明帝国。

皇太极曾对臣下说：“在我看来，大明朝已经到了必亡之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其国内，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有百万之众，有三四十万之众，攻城略地，难以遏止。原先，大明所恃的兵力不过祖大寿部及锦州、松山的辽东兵，还有洪承畴所领的各省援兵。这些军队，现在全部败亡在我手下，现在，即使又招募了新兵，但新兵只能充数，岂能拒战？大明的兵将，不但不能敌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虚报战绩，冒领战功；朝臣喜欢弄奸进谗，遮蔽皇帝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从这种种看来，大明的必亡之势昭然在目。”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多尔衮耳闻大顺军已占陕西全境，便派使者入陕北勾引李自成，写信称：“我大清有意和诸公一同协谋合力，并取中原，如果能统一了天下，就可以共享富贵了。”

彼时，李自成眼里根本就没有“鞑子”的位置，没搭理这茬。

阴谋落空的多尔衮还没有做出下一步反应，李自成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京师。

多尔衮惊愕之余，赶紧兴兵入关，火急火燎要赶在大明王朝败亡之前分上一杯羹。

清廷的元老级谋臣汉官范文程献言说：“李自成闯寇猖狂兴起，中原则惨遭涂炭，近日其又倾覆京师、逼死了崇祯帝。因此，他们就应该成为我国必讨之贼。虽然其拥众百万，横行无惮，但其有三条必败之道：一、逼死自己的国主，天怒人怨；二、刑辱缙绅、抢掠财货，士众愤怒；三、掠民资、淫人妇、烧人房屋，民众愤恨。具备了这三条必败之道，还骄纵不知，可一战而破。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精锐，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向其兴师问罪，即可离间大明国的士大夫，拯救困苦中的大明百姓，所谓兵以义动，何愁大业不成！”

范文程老贼的眼光果然狠毒，他不但看出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败亡的三个迹象，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番入关，正好以“讨贼”为名，成就大业。

这大业，是什么大业？

四月四日，范文程又上了一份千言奏疏，将这所谓的大业明白无虞地规划给清廷决策层，云：“这是上天特意赏赐给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我私下认为，建功业而垂范天下就在此时，失去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也在此时。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原百姓惨遭战乱荼毒至极，百姓都企求太平，渴望能够安居乐业，我军入关，即使会遇到一两个婴城自守的城池，但这些城池的军民，不过是为自己身家性命考虑，绝不是为大明王朝舍生效力。如今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明朝的劲敌，只有我国与李自成流寇。现在关内的形势，就如秦失其鹿，楚汉相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与明朝争天下，而是要与李自成流寇争天下。”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读了这份奏疏，无不大受鼓舞，纷纷叫嚷着兴师入关。

由是，多尔衮下达动员令，国内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人一律从军，迅速征调、集结起约十二万兵马，于四月九日倾国而出。

清廷原拟进军路线是绕过坚城山海关，从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派来求援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