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北使团的遭遇（一）

考虑到朝廷已经派遣北使团往北京进行议和活动了，史可法不想因为这封信就破坏了既定的“借虏平寇”战略，就让进士黄日芳给多尔衮起草一封回信，并一再交代黄日芳不要与对方争一时口舌之快，只要充分地阐明弘光帝继统的合法性，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就可以了。

但黄日芳读了多尔衮的来信，修为还差了点，对多尔衮的炎炎大言大为不满，回信时言辞激烈，语多严峻。

史可法看了，淡淡一笑，亲自提笔，对黄日芳的信稿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并充分润色，对多尔衮的歪理邪说一一进行了辩驳，义正词严地声明弘光帝的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并重申“连兵西讨”的愿望，描绘全歼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的蓝图（信见《史可法集》、《清史列传·多尔衮传》）。他在信中说：

本朝已传国十六代，正统相承，治理天下，仁爱之风，远达四疆。贵国曾得我先朝屡次封赏，只不过因为小人挑起事端，引发了战争。先帝对此痛恨不已，已将奸人杀死，愿与贵国交好，这件事乃是殿下深所知的。现今贵国痛心我朝所遭逢的劫难，主动协助我驱除乱臣逆贼，真可谓是《春秋》大义再现于今世也。

但如若乘我国运中微，将我皇朝视同割据，并要移师东下，甚至以叛臣为前锋，既要获利又要盗用大义之名，恩仇关系，转眼颠倒。这种做法，徒助贼人的志气，空长寇仇的威风，不但辜负了我朝借兵复仇的苦心，也违背了殿下仗义扶危的初衷。

从前宋朝与契丹议和，只是每年送给金银绸绢；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乱，非为获得土地。何况贵国念及与我朝世代友好之情，为道义而出兵，这一举动，当得使万代传颂。如果乘我蒙难，丢弃友好，与我为仇，企图占领我朝领土，好事不能彻底完成，以道义始而以获利终，岂非贻贼人以笑权！

先前，先帝怜惜那些造反作乱的乱民，不忍将之斩尽杀绝，剿抚并用，致使贻误至今。当今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英明，时刻以复仇为念。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团结一致，共商大计，戴甲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我私下里认为天亡“逆贼李闯”，应该不会超过今年。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如今逆贼李自成尚未伏天诛，根据谍报知其卷土西秦，意图报复。这不单单是本朝的不共戴天之恨，也是贵国除恶未尽之忧。谨希望贵国坚定与本朝的同仇之谊，有始有终，合兵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李自成之首，以泄铺天之愤。如此一来，贵国也以仗义之名流传四海、照耀千秋，本朝报答恩情，一定全力以赴。从此两国世代通好，传之永远，岂非大好！至于商订盟约之事，则本朝的使臣，早已上路，不久就可以抵达北京，与贵国正式订约了。史可法遥望北方大明皇陵宗庙，无泪可流，身陷大罪，罪当万死。之所以不立即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实在是为了国家之故。经书上说：“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史可法到了今天，鞠躬致命，只有以微躯克尽臣子的节操而已。不日就要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踏平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皇上及先帝的知遇之恩。至于贵国有别的想法，恕我不听。只望殿下明白审察！

史可法念念不忘北使团的北上和议的使命，对多尔衮的蛮横无理忍气吞声，那么，北使团在北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且说，北使团一行到了济宁，被守城的清军来了个下马威，勒令遣返护团兵马。没奈何，左懋第只好依言遣返了护团兵马，经过清军验收，方始入城。

九月初九，北使团于汶土县遇到清朝河运总兵杨方兴。

这个杨方兴是个出生于辽东地区的汉人，在皇太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大清管理层，这时候，在组织军队疏通大运河，询知南明诸人来意，哈哈大笑，说：“谋国要看大势，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如要和好，你们不妨多运漕粮来，这样我们也好帮忙向摄政王说你们的好话，只是，目前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们自觉取消国号，归附大清朝，这样，还可以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的一部分。”

左懋第听得无名火起，什么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我呸呸呸！

我大明虽然丢失了北方大批土地，但现在还领有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领土，而且军事实力还不知比你们这些虏兵高出多少倍呢！

的确，这时候南京朝廷的军事编制有：南京京营兵六万，楚镇左良玉八十万（号称百万），江左四镇十二万，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等八镇十二万，其余如操江、凤督、楚抚、应抚、淮抚等亦拥兵十万左右。对清廷来说，倾尽其满洲全部兵力也就十三四万人，即使加上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总兵力再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