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4/40页）

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扩大声势，积聚力量，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

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康门师徒与港澳人士已经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1897年5月，康广仁与何廷光、张寿波、张寿浯、张灏、陈桐若、陈蔚秋等发起成立澳门不缠足会，以响应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缠足会。后者由梁启超、麦孟华、张通典、龙泽厚、张寿波、康广仁、谭嗣同、汪康年、邵凌翰、吴樵、赖振寰等人发起并任董事，其章程规定：“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29]澳门不缠足会即公开声明是上海总会的分会，财务方面与上海总会联为一体。[30]澳门不缠足会的倡始人多达百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区的名流，如潘飞声、朱淇、尤列、赖际熙等。[31]

1898年四五月间，澳门人士与万木草堂弟子如张寿波、何廷光、麦致祥、陈士廉、刘桢麟、梁福田、陈继俨、李盛铭、郑仲贤等，又响应徐勤等人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戒鸦片烟总会，发起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担任董事。邝寿民和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等人，也发起成立香港戒鸦片烟分会。[32]据徐勤所撰《戒鸦片烟会章程》：“本会以寓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为总会，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井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译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等处作分会。”[33]这些以开通风气为目的的组织，事实上成为康、梁一派动员和联系港澳人士，使之关注中国维新事业的重要纽带。戊戌政变后，这些组织依然存在，成为保皇会与港澳人士沟通联系的依托。

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另一活动重心是办教育和宣传。戊戌前张寿波即在澳门开办原生学堂，收男女学生四十余人。[34]1899年，陈荣衮从日本来到澳门，设蒙学塾于荷兰园，继而创办教育学会（后改称蒙学会）。[35]1899年，张寿波与徐勤等人发起镜湖茶谈社，借原生学堂为会场，定期演讲，原生学堂学生亦可参与其事。[36]保皇会还计划在澳门开办东文学堂，聘请在《知新报》任职的田野橘次任校长[37]；在香港创办西文报刊，发表帝党政策，引动白人。[38]1899年10月1日，澳门保皇派在原生学堂举行孔子祭祀，“合学堂员董、茶谈社员、东文馆留学生、《知新报》馆执笔人凡数十人，率原生学堂学童亦数十，此外同志来集者亦以十数……日人之留学生及东亚同文会员数人，亦来观礼”[39]。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延续兴学会的精神，组织政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研究西学之本，不仅包括政治学之下的国家学、法律学、行政学，而且旁及与之关系切近的哲学、群学、资生学等科，计划设总会于日本东京，设支会于上海、汉口、长沙、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处，所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当迁都否、变法后安插旧人、改革厘金、变科举、禁鸦片、行钞币、开铁路、行警察、兴学等方法。[40]

保皇会的上述活动，主要在明的一面，通过宣传动员，联络有力人士。同时该会的当务之急还在运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复新政。而港澳毗邻内地，尤其与保皇会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两广地区联系紧密，交通便利，更被当作筹备勤王大举的基地和安置保皇会员内地家属的庇护所。梁启超曾提议用菲律宾散勇或从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41]。针对清政府加紧迫害海外保皇会会员在内地家属的做法，梁启超提出:

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

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42]

稍后，梁启超又建议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主要考虑是：一、“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设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经商，开辟财源。二、以公司为掩护，“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谓正事，一是“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贩我辈急需之物”。[43]关于前者，既要招呼来往的海外各地保皇会员，更要招待内地来港澳的勤王军将，即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盗匪头目。关于后者，主要是将保皇会在外洋购置的军火向内地运送，甚至经营军火买卖。3月20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就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