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3/40页）

为了适应形势，协调组织，1900年春，保皇会全面建制和调整机构，所定《保皇会草略章程》在总会之外，另立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实际上总局等于总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因此有时又直接称为总会。

另据大约同时制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例》:

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彙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20]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与保皇会，虽有明暗不同的差异，实为一而二的组织。但保皇会专以港澳为总局，而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尽管肯定《知新报》“尤为办事之主”，却将港澳与日本并列为总公司所。这一体制上的歧异，导致后来日本与港澳两地的保皇会机构不能有效地协调合作，产生了不少摩擦和矛盾。

所谓“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具体人事，澳门方面当指何廷光。冯自由称：“康有为复分设保皇会于澳门，即以穗田为分会长，并兼总会财政部长。……穗田少入葡籍，与葡人多有瓜葛，康徒咸恃为护符，是为保皇会在澳门全盛时代。”[21]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对澳门总局的散漫状况表示不满，建议：“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此缺必当穗任之。出纳之法：一由先生及弟子来书拨交某款者立拨；一由会中同人议定当拨某款者乃拨。”[22]可以印证冯自由所说。

至于香港方面的忠义殷实巨商，当以何东与保皇会的关系较为密切。1900年4月23日，梁启超函询康有为:

本会在香港颇有布置否？据来书所言，似全无之。晓生究仍有相助之心否？现时我辈在澳办事之人，与港人气味不甚相投，谅难吸之。而在港无一庄口，实属不便，不知近有布置否？……弟子顷于入会之外，复拟借公司之名，更集股□助，现拟开办一铁器公司于香港（专贩我急需之物），集股二十万，在檀山招其半，在港、坡招其半，未知晓生、叔子肯为力否？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其益处无限无量，望设法更赞成之。

一周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又提及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以及在省港交界的荒岛开蚕桑公司事:

惟办此两事，亦有当借重港、澳人之力者。铁器公司不知晓生能提倡集股否，香港得数十万易易耳。（晓近□吾党事究何如，闻救护诸人颇得力。又先生来书有汇款与孺或晓云云之语，然则晓亦与闻各事耶，望示。）请先生以书劝之或勉等面劝之。[23]

其时梁启超远在美洲，对港澳的内情不知其详，康有为在许多方面的确相当倚重何东。1900年4月，康有为受到西报攻击，函示康同薇：“与晓商之，登西报辨之。至要！至要！”六七月间，康有为见中外开战，“英已失和，吾可还港调度”，指示徐勤等人:

可与晓生商，今[令]商港督，若允，令港督电坡督，派兵轮保护，来坡巡捕官欲从吾还带兵也。若港督允之，可与晓商，吾住屋似以租山顶楼为佳，想方今时港督必能多派兵保护，吾一归即须住矣。抑港督别有地，听其意。晓久已函慰。

并致函妙华夫人，告以“已托季雨、寿民问晓生商港督保护还港。若未妥，薇信可亲问晓生得否，若得，告寿复电也”。[24]

康有为在香港期间及移驻新加坡后，以何东为汇款的中转，1900年1月2日和4月9日，何东先后收到邱菽园的汇款2000元和5000元，分别转交康有为和徐勤。[25]据清政府报告，保皇会在各地的捐款，一直由汇丰银行汇往香港[26]，则何东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出具名义，后来才转由邝寿民负责。邝氏开始在苏杭街均安祥号，以后则办和昌隆。留在港澳的保皇会员如梁铁君等人，也得到何东的照顾。[27]

除了何东、何廷光等富商，保皇会还千方百计扩大联系。徐勤曾致函崔子肩，赞扬其“侠心侠力，贵埠各事皆仗主持，敬佩无已，中国不亡之种子，即赖是矣”。并告以保皇会的计划，“今日无他法，只求速起义师，以救皇上，而图自立耳。……请公等速鼓舞各同胞，再接再励，以救危局”。并专门注明：“崔子肩，南海三江司金紫堡沙坳乡会图十甲崔竟泉户人。香港花旗领事书记陈紫珊其戚也。此事万望留意，速速访之”。[28]